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1993年于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絕對有其歷史地位。一件事情能有結果，必須因緣俱足。沒有1992年兩岸對一個中國定義的“異中求同”共識，後稱之為“九二共識”，就不可能有1993年的“汪辜會談”;沒有兩岸對於李光耀的友好及信任，這場歷史性的會晤也不會發生在新加坡。
事後證明，這場歷史性的會晤很快就成為絕響。1994年李登輝開始捨棄一個中國原則，1995年訪美，1996年大陸在臺灣海峽附近舉行導彈演習，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主張，兩岸對話的因緣已不俱足，即使李光耀與兩岸政府關係再好，也無法再扮演兩岸的橋梁。
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下的兩岸關係是冷卻的。2008年馬英九上臺後重拾“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大幅開展，但是兩岸的談判地點已不再考慮新加坡。原因很簡單，從1993年到2015年，兩岸關係已經走了近22年，事務性協商已不再需要在第三地進行，臺灣又沒有意願進行政治性對話，第三方橋梁的必要性降低了。
兩岸關係這22年，經貿人員往來密切，卻在軍事上沒有和解;“分隔”已六十多年，未來該如何發展？
李光耀是個重情義的政治家。基於國際政治現實，他在1990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基於私人情義，他也曾對蔣經國承諾，新加坡一定是所有東盟國家中最後一個與臺北斷交的國家。他主張一個中國政策，在與民進黨謝長廷會面時曾明確表示：“我反對‘臺獨’，因為這不僅會危害臺灣，也會影響整個亞洲區域的穩定。”他同時堅決主張，無論如何兩岸問題應該和平解決，民族不可以戰爭。李光耀對兩岸的啟示，不在於兩岸是否需要李光耀，而是兩岸仍需要有李光耀的情義、視野與格局。
兩岸已經進入“深水區”。這個“深水區”已經不是依賴像李光耀這樣的大政治家的協助可以跨越。我們甚而也必須説，兩岸的大事也不是僅靠著兩岸決策層的意願就可以解決。除非是選擇戰爭，否則兩岸和平協議與政治上的安排，最後必須得到兩岸內部人民的支援。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説，兩岸思考方向和核心應該跳出兩岸領導人是否要見面、何時見面、哪見面為宜，而是要思考，對方的政治底線是什麼？對大陸來説，“臺獨”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一個中國是大陸的底線;對臺灣來説，則應明確自己的底線，不能因執政黨的不同和政府的不同，造成政治訴求上的“大變臉”“大動蕩”，這會讓對方很難揣摩底線在何處。而且，彌合雙方距離的工作在當下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的是相向而行，成為“命運共同體”。兩岸需要的是換位思考，移山填海之難，有時也可能有如反掌折枝之易，關鍵全在一念間。
李光耀很早就離開了兩岸關係，兩岸的事情必須兩岸來解決。懷念一代偉人，或許是記得他的這些思考，要用情感與智慧來解決兩岸的難題。▲(作者是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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