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捐寶人何剛：54歲倒在工地，一生不悔“苦也要好好過”

　　出發之前，何俊清本想去買一條薄褲，但因媒體來訪頻繁，一直沒有時間，最後還是穿著那件厚牛仔褲去了北京。

　　他從來沒有想過，人生第一次來故宮，竟然是參加父親的追思會。

　　6月22日，故宮博物院為農民工何剛舉行追思會，緬懷他32年前向故宮捐贈了一批價值極高的文物。這32年，何剛一直活在“坎”裏，兩任妻子先後去世，父親重病，兒子離婚……連自己最後也倒在了工地上，勞苦的一生被終止在54歲。

　　父親走了，何俊清感到，天也塌了。家裏兩個80多歲的爺奶，一個6歲的女兒，老婆又懷著雙胞胎，再過一個月，就要找人照顧了，而自己因為請喪假，剛丟了工作。他不敢想明天，“一想就受不了”。

　　以前村裏人總説他們家，“挖寶把風水挖破了“，才一直出事。他也曾讓父親請個先生來看看，但一提，父親就生氣。父親不信風水，他信命。有時候他也説，“苦啊，苦啊，苦也要好好過啊。”

　　何剛的遺體在他做工的山東火化了。6月14日，何俊清把骨灰帶回河南老家，兩天后，把父親與兩位媽媽合葬在離家兩裏外的麥子地裏。

　　借錢去北京捐文物

　　從鄭州坐3小時大巴到商水縣，再搭近1小時的三輪車，來到固墻鎮，隨便找個人打聽，都知道何剛是誰，家在哪。

　　“在外出名的是我們家挖文物，但在這邊，我們家這種（多災多難的）日子才是出了名的。”何俊清自嘲。

　　在離鎮街1公里的固墻村西北角，衚同深處，一棟灰色水泥外墻的兩層小樓。2003年建成，直到近幾年何俊清結婚，才刷了墻，鋪上地板。屋內陳設簡單，除了電視和洗衣機，沒有幾件像樣的傢具。

　　“他們是借錢蓋的房，就是充下門面，在農村，不蓋房子找不到老婆。”何剛的堂哥何書勒解釋。

　　何剛80多歲的父母親。 澎湃新聞記者 張小蓮 圖院子裏，八十多歲的爺爺奶奶坐在板凳上，拿蒲扇驅趕滿地亂飛的蒼蠅。兩位白髮老人剛失去獨子，臉上見不到一絲笑容。

　　因家裏一直出事，平日很少有人來串門。這幾天媒體來採訪，客人也多了。何父雙目幾乎看不見，瞇著眼聽大家説話，提到當年捐贈文物的過程，才插了一句：“文物是我發現的。”

　　1985年冬天，何父在自家宅院裏磨豆腐，挖坑栽樁時挖出了一個缸，打開發現，裏面裝滿了瓶鼎杯碗，他一件件拿出來看，夜黑看不清，忙亂中還不小心踩爛了幾件。

　　“我叔説都是銀子做的，那銀子這麼厚，有個花瓶外面還鍍了金。”何剛表侄張海濤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了個一寸的寬度，“農村人不知道啥文物幾級，但是對金子銀子特別敏感，他就覺得這肯定不是一般的東西，肯定值錢！”

　　那年何剛才22歲，初中畢業，一時拿不定主意，誰也沒告訴，直接去找了自己信任的生産隊副隊長劉紅恩（後來當上村支書）。深夜，兩人在屋裏秘密商議後，決定上繳。

　　在以後的三十餘年間，不斷有人問何剛同一個問題：“咋不賣？”總是得到同樣的回答：“文物屬於國家，不能賣。”

　　“誰賣了，誰就要受處分。”何父在旁邊又插了一句。

　　在劉的建議下，何剛找到商水縣固墻食品公司主任老于，他有個戰友正好是故宮的保安。村裏沒有電話，他們用老于辦公室的手搖電話，聯繫上時任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

　　梁金生讓他們送來看看，並答應報銷路費，何剛當下便選了10件銀器，向表哥張黑孩先借了150元路費，與劉紅恩、老于二人連夜坐火車去了北京。

　　第一次見面，梁金生印象中，何剛比較靦腆，話不多，基本都是劉紅恩在説。而何剛曾回憶，當時有六七個人圍著挨個看，光點頭，光説好，有位歲數大一點的老先生過來一看，就斷定：“元朝的！”然後又説了一聲：“好！”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遺存銀器較少。梁金生説，何剛帶來的這批元代窖藏銀器確實是個驚喜，可以説填補了故宮博物院藏品的一項空白，在後來的重大展覽中多次展出，甚至被送到國外。

　　他給何剛普及文物法。何剛説家裏還有幾件，有些破了。破了也要，梁金生讓他把剩下的全拿過來。

　　臨去北京前，何剛找人借路費，只字不提獻寶的事，“保密得很”。沒想到，從故宮回來後，全國各地的文物販子便找到府來了。

　　“當時有人出幾千塊想看一下東西，何剛不讓看，打發他説，都送故宮去了。其實當時家裏還剩了幾件。”

　　還有人以為何剛嫌錢少，直接讓他開價，“一袋子錢總夠了吧？”在何剛眼裏，能裝滿一個蛇皮袋，那已經是“很多很多錢”了。

　　每天都有人來問，每次都吃閉門羹。回來沒幾天，何剛就把剩下的9件全部送去了故宮。梁金生又問，這些銀器裝在什麼地方，何剛説有一個缸，又讓他把缸也拿來。

　　三個月後，已是1986年2月，何剛抱著幾十斤重的缸，第三次跋涉向京。至此，何剛與故宮的交集告一段落。

　　經鑒定，何剛獻出的19件銀器包括二級甲文物1件、二級乙文物11件、三級文物5件、一般文物2件。

　　但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並不知道，自己所捐贈的文物，究竟有多寶貴；而數以億計的遊客也不知道，那個與名門大家、政府官員一起被鐫刻在故宮捐獻者名錄“景仁榜”上的名字“何剛”究竟是誰，過著怎樣的生活。

　　吃不上的哈密瓜

　　何剛第二次去故宮前，妻子本想留下一個銀碗，給剛出生的女兒何華以後作嫁粧，何剛不肯，全帶走了。

　　“我弟説咱不能留，留一件就對不起國家。”當年住在對門的何書勒隔著一條馬路，聽到了兩人爭吵的聲音。

　　妻子後來經常拿這個事生氣。

　　當時故宮給了9000元，1000元報銷三人路費，8000元獎勵何剛。拿到這筆鉅款，何剛依然節儉過活，“不捨得花錢”，按張黑孩的話説，是“摳一點”。

　　妻子想買一台縫紉機，要一兩百塊錢，何剛不同意，兩人又吵起來。妻子一時想不開，喝了農藥。

　　經人介紹，何剛娶了第二任妻子，對方也是二婚，也帶著一個女兒，改名何燕華。不久，何俊清出生。

　　然而僅僅過了十年，何剛又遇到了人生第二個大坎，妻子患上尿毒症，晚期。治好要換腎，換腎要三四十萬，也一直找不到腎源。只能做透析維持生命，一次六百多，三天做一次。

　　“攤上這個病，人家都説是無底洞，扔多少錢都不行。”何俊清説起那時候的艱難，總是以一句“唉呀你都不知道”收尾。

　　2003年，“非典”橫行大半個中國的時候，病魔也在這個貧寒的家庭裏肆虐。

　　何燕華回憶，當時家里正在蓋房，蓋到一半，母親檢查出尿毒症，父親不想蓋了，留著錢給她看病。但母親怕父親以後一個人，再賺錢蓋房很難，就以不去醫院、不吃藥的方式威脅，硬逼著父親把房子蓋起來。

　　何剛一邊蓋房，一邊為妻看病。打工多年的積蓄花完，就到處借錢，借不來了，就去銀行貸款，找人擔保。有人勸他，反正治不好了，沒必要花那麼多錢。

　　該借的借了，該賣的賣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劉紅恩提議他去找故宮，大家都附和：“你給國家捐了那麼多寶貝，現在有困難了，國家會幫助你的”。

　　抱著試一試的心態，何剛帶著村裏和鄉里的介紹信，在張黑孩的陪同下，坐大巴去北京，路上一碗泡麵也沒舍得吃，餓了八九個小時。

　　同樣是去故宮，以前是“送”，現在是“要”，心情天壤之別。在親屬和村民看來，如果不是“山窮水盡”“走投無路”，以何剛的性格，是絕對不會跟人張口要錢的。

　　梁金生接待了他們，何剛依然“話不多”，只講了困難，“有點不好意思張口的感覺”。

　　故宮第一次遇到捐贈者求助的情況，沒有這方面的專項基金，但考慮到何剛確實困難，還是從福利費中支出5萬元給他。

　　何剛清楚故宮沒有義務幫忙，卻還是伸以援手，心裏既感激又不安，從北京回來的路上，就念叨“等以後翻過身得把錢還給人家”。

　　但在“無底洞”面前，5萬元也如杯水車薪。用完了，又開始借錢。後來借錢也成了問題，就借一次透析的錢。

　　張海濤記得，有一次叫救護車，何剛只借了六百去市醫院，做完透析後，兜裏只剩下三十多塊錢，不夠買車票回家。

　　再後來，六百塊也借不到了，就請學醫的張海濤每天去他家打針，緩解腎衰症狀，嚴重時一晚上跑五六次，這樣又持續了一段時間。

　　“一直到最後，我爸還去找擔保人貸款，還沒貸到人就不行了。”何燕華回想起來至今遺憾，有次透析回來，母親想吃哈密瓜，但沒舍得買。“那時候我還小，沒想那麼多，她説不買我們就沒去買。現在想想真後悔，就一塊哈密瓜都沒能滿足她。”

　　“苦啊，苦也要好好過啊”

　　在子女的記憶中，父母雖然經常因為沒錢吵架，但感情很深。為母親看病那兩年，父親一直表現得很堅強；人一走，那根一直緊繃的弦也斷了。

　　每天在家喝酒，喝得爛醉，往街上一躺，睡死過去。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何剛精神出問題了，“就跟傻子一樣”。

　　在外人眼裏，何剛做的很多事情都很“傻”。

　　比如捐文物，村裏一直有人懷疑何剛有私藏，過來打聽，説沒有人家還不信——“真的假的？”“真的。”“傻子啊！全部捐出去。”

　　自從妻子患病以來，家裏一直欠著好像永遠也還不完的債。有個鄰居家裏急需用錢，向何剛借，他直接給了500元，不讓對方還。何燕華聽説後氣得心疼：“你自己過的什麼日子啊，你自己都沒錢，怎麼還想著別人？”何剛説：“他比我苦。”

　　給妻子看病，大家也覺得何剛“傻”。既然換不了腎，看病就是浪費錢。

　　妻子也不想拖累家庭，想打一針“安樂死”，何剛一直不同意，氣急了撂下一句狠話：“我就算去賣血也要給你看！”

　　“有一次在醫院搶救，連我媽的娘家人都説算了，拉回家準備後事，只有我爸一直在堅持，他説只要醫院不給我下達通知，只要有一絲希望都要救回來。因為我爸，後來我媽又多活了幾個月。”何燕華説。

　　妻子去世後，何剛整個人就垮了。一喝酒就往外跑，吃飯不回來，天黑也不見人。有好幾次，何俊清和大姐都是深更半夜在母親的墳邊找到他，有時候在那兒哭，有時候躺在墳上睡了。墳在地裏，旁邊有口澆灌用的井，總怕他想不開跳進去。

　　2006年，人還沒走出來，債還未還清，何剛的老父親又得病了：骨質增生，股骨頭壞死，急需動手術。家裏再次陷入了絕境。何剛又去找了故宮，故宮又給了5萬元。

　　生活還在繼續。為了還債，為了給兒子娶媳婦，他重新出去打工，開始了到處奔波的日子，全國各地跑，西藏、新疆、黑龍江，哪有活就去哪，什麼都幹。

　　直到2009年兒子結婚了，何剛的精神狀態才漸漸好起來，酒也少喝了。但結婚沒幾年，女方嫌家裏窮，沒婆婆照顧孩子，又離了。

　　“我爸辛辛苦苦攢錢讓我結婚，結果離了，對他又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何俊清一説起這些事，聲音就變得很輕，就像他在黑暗中的嘆息，縹緲迂迴，然後消匿于漫長的沉默。

　　“人家都説，這個坎過去了，一輩子也就過來了。但我家是一個坎接一個坎，一直有個坎，一直在坎裏。”

　　自從何俊清去年娶了現任妻子，父子倆掙的錢也可以還債了，終於感覺日子開始“有一點順了”，“以為過去了，沒有想到，又一個坎”。

　　只是這個坎，何剛再也跨不過去了。

　　“我爸這輩子太不值了，一輩子多苦多難，沒有享過一天福。有時候他也説，苦啊，苦啊，苦也要好好過啊。”

　　“罕見的老實人”

　　浙江紹興攝影師董建成聽聞何剛的死訊，“整個情緒都掉了”。他發了一條800多字的朋友圈，懷念這位僅有一面之緣的朋友。

　　在外除了工友，何剛很少與人有交集，董建成是為數不多的一位。

　　2011年3月13日，董建成接到《中華遺産》雜誌社的電話，讓他去採訪一個叫何剛的人。聽説此人多年前向故宮捐了19件文物，現正在紹興鬥門的高鐵工地打工，他一開始不太相信，會有這樣的人嗎？

　　當時何剛沒有手機，董建成通過工友才輾轉聯繫上他。趕到工地後，聽説何剛受傷回工棚了，那是幾十人一間的油布棚，何剛的床被在最外面，“要是颳風下雨，他那裏是首當其衝的”。

　　等了幾十分鐘，何剛一瘸一拐地來了，問起傷勢，説是被磚塊砸到了。當時他在工地上搬磚，一塊磚幾十斤重，工資並不高，一天只有幾十塊錢，幹了40天，就領到1700元。

　　當時他身體不好，腰、腿、胳膊都疼，從紹興回來後，檢查出腿彎囊腫，做了手術。此外還有腰間盤突出、肩周炎、高血壓等問題。

　　在工地拍完後，董建成送何剛回工棚，路過小店時，給他買了一箱速食麵，一箱啤酒。何剛不願平白受惠，想自己付錢，董建成至今想起這一幕仍覺悲痛，“他當時自己拼命掏，一共就掏出十五塊錢，他身上沒錢。”

　　董建成讓同事打掩護，在速食麵箱子裏偷偷塞了200元。第二天早上7點，何剛就用工友的手機打來電話，説：“董老師，你有200塊錢漏在泡麵箱裏，我給你送去，你在哪？”他趕緊説：“千萬別送來，那就是給你的。”

　　回去單位後，董建成跟同事講述了這件事，説這是一個“罕見的老實人”，有著這個時代非常“稀缺、尊貴”的品質。

　　此後，兩人像朋友一樣，一直保持聯繫，每次都是何剛主動打來，問他身體怎麼樣，工作忙不忙，偶爾也傾訴家裏事情多。

　　“今年春節，何剛還打來電話，説自己身體不太好，幹活沒力氣，全身都有點問題。我勸他不要幹了，可以休息了，他説哎呀不幹怎麼行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要養家啊。”

　　何剛滿眼疲憊。 董建成 攝那一期《中華遺産》雜誌還報道了其他故宮捐贈者的故事，但何剛活得最苦。“我問他，那麼值錢的東西捐了，自己吃這樣的苦，幹這種活，又養不活家裏，你後悔嗎？他説不後悔。如果再發現（文物），還捐嗎？我還捐。”

　　令董建成感到遺憾的是，當時何剛兒子生的第一胎不太健康，想生二胎，需繳一萬多的罰款，村支書催他趕緊交，不然就漲價了，但家裏還欠著兩萬多元債，根本無力支付。董便勸説他去找故宮，他非常糾結，不好意思再張口要錢。不過，他從書上看到，在國外捐贈文物後，可免除稅收，就琢磨著能不能請故宮開個證明，免了這筆罰款，“當時村裏甚至也説只要故宮出張證明來，（就給他免掉）。”

　　6月23日，時任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何剛在電話裏“提了很多次”，因為沒有政策依據，最終還是拒絕了何的請求。“故宮不是福利院，不是政府，哪有那麼大的能力？”

　　梁金生説，何剛後來再沒有聯繫過他。

　　“其實，跟故宮要錢的事一直是我叔的心病，他覺得欠了故宮的，心裏不乾淨。”張海濤父子近幾年聽何剛説過，以後日子好點了，得把故宮的錢還了，這輩子還不完，死後也要讓兒孫還。

　　家裏不停出事，一直入不敷出，借錢是家常便飯。但在還錢上，何剛從不失信。他曾向張黑孩借了5000元。欠了很多年，沒還上，“都沒臉去見人家”。

　　2015年，在外打工的何剛聽説張黑孩家要蓋房子，就從村支書劉紅恩那兒借了5000元送過去。張黑孩知道後又把錢送了回去，對他説，“你不用借他的錢來還我，我蓋房不差這錢，不著急還。”何剛堅持還了。

　　今年年初，何剛又向大女兒何華借了錢，把5000元還給了村支書，“我爸説工資還沒到賬，先用我的錢還人家，等他回來了再給我，後來我爸領到工資，就把錢給我了。”何華説有時候回一趟娘家，他也會讓她記賬，為家裏花了多少錢，等他回來都給回她。

　　“我爸從不問兒女要錢，就算子女給也不要，我跟姐姐出去打工，沒給他手上交過錢。”唯一有一次，何燕華打工一整年，回來給了父親1600元，其他時候再沒給過。何剛他認為自己還年輕，還能掙錢，還不是伸手問子女要錢的時候。

　　何剛去山東打工，把錢都留在家裏，自己只帶了200元，工地兩個月不發工資，他沒錢用了，也不跟家裏説。他煙癮大，有個工友遞給他一根煙，他説自己兩天沒抽了，沒錢了。工友説借點給他，他不好意思借多，只借一百，一有錢馬上還了人家。

　　何燕華每次問他有沒有錢用，沒有給他寄點，“他都果斷拒絕”。何剛知道，這個嫁去福建大山裏的女兒，家境並不富裕，去年才蓋房子。去年他發了工資，還想著給她兩千。

　　今年4月份，因老母親摔倒住院，何剛請假回家。他已經一年多沒回家，這次回來，大家都感覺到他很高興，“笑容多了”，人也胖了，“以前沒看過他這麼開心。”

　　何華説，可能是因為弟媳婦懷了雙胞胎，父親幹了一年手裏也掙了一些錢，債也還得差不多了，所以心放寬了。

　　張海濤問何剛，小兒子的雙胞胎生下來，唱不唱戲？他大聲回答：“唱戲！借錢也要唱！”

　　老母親身體好一點了，就催何剛快回去上班。但他不想走，覺得家裏老的老，小的小，兒媳婦又懷著孕，應該留個人照顧。去張黑孩家幫忙壘雞窩時，聊到這個話題，張讓他放心走，家裏有啥事會幫他料理，“不出去掙錢不行啊。”

　　何剛還欠老夥計毛孩9000元。臨走前，他似是承諾般對“毛孩”説，再幹一年，把債還完，就不幹了，不想再出去了，再幹一年就回家。

　　意外比明天先降臨

　　5月29日，毛孩接到何剛的電話，拜託他割麥時幫忙開車運回家。毛孩有個三輪車，每次何剛回來，都是他開車去接。

　　他相信何剛把文物全捐了，畢竟“有錢誰還出去打工”，在村裏，像何剛這樣五十多歲還出去打工的人很少。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何剛夫婦去江蘇無錫撿破爛，他也跟著去，但很不習慣，不到一個月就回來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幹的活兒”。

　　張海濤也曾去無錫找過他們，一個院子住了好幾家，何剛夫婦在其中一間屋子，10平方米，吃住都在裏面，床邊堆滿廢品，門也壞了，關不嚴。他記得，那天晚上吃的是何剛從高檔小區裏撿回來的一塊凍牛肉，味道還挺好。

　　張黑孩回想表弟的一生，想來在無錫撿破爛那幾年，算是何剛人生中最平順的一段日子了。

　　5月30日，何剛一大早給大女兒打來電話，問：“玉米種了沒有？”“不是説好今年給別人種嗎？”“哦，我忘了。”然後挂了。

　　何剛的這部手機是剛買的，還不太會用，發微信語音，以為跟打電話一樣，按住了等對方接，因此，他每條發出去的語音，都沒有講話。

　　今年春節，何剛沒有回家，在茫茫的麥田和大雪中，一個人守著工地，給兒子打電話説這邊沒意思，沒人説話。何俊清給他寄了一部智慧機，“幾百塊的那種”，可以看新聞，看電視，視頻通話。

　　5月2日何燕華最後一次與他視頻通話時，他還在看工地。名義上看工地，其實什麼雜活兒都幹，做飯、洗衣服、搬東西，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130元。

　　“我爸老實人，在工地就被欺負，什麼臟活累活都讓他幹。”何俊清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去紹興工地抬鋼筋，在老家説好抬一噸多少錢，但最後結賬時差很遠。

　　年紀大了不好找工作，山東這份工雖然危險又累，但比較穩定，何剛不想丟掉，幾乎是“小心翼翼”在做。

　　“過年都不捨得回來”，工人都回家了，經理希望他留下來看工地，他就留了下來。一開始聽説老母親摔倒，何剛想請假，問經理“會不會找人頂替我”，經理説可能會，就不敢走。後來老人病情加重，他才請了幾天假回去。

　　何剛拍的山東工地照片。5月30日11點30分，本該是吃飯時間，但上面説“不幹完不準下班”。何剛被隊長安排去爬30米高的龍門吊，同隊的工友朱國華告訴記者，那個工程已結束，當時他們正趕時間拆卸設備，何剛等7人上去是去拆螺絲。

　　子女們不能理解，父親50多歲了，看工地看得好好的，為什麼讓他爬那麼高？何況他還有點恐高。

　　恐高是因為以前摔過一次。有一年他在無錫做清潔，從架子上摔下來過，肋骨斷了幾根。他沒跟家裏人説，也沒要求人家賠償，自己去醫院挂了水，就這樣不了了之。

　　去年年初，何俊清和父親一起去了山東工地，幾個月間，被磕掉門牙，被打到眼睛，被40斤的鐵塊砸壞手指頭。正好趕上收麥子，何剛讓他回家，傷好後去無錫工作。

　　何剛在電話裏常説工地危險，老有人受傷，家人勸他別幹了，他又説“防著呢，防著呢”。

　　11點44分，正在閒聊的朱國華突然聽到“咔擦”一聲，抬頭看到龍門吊一邊正在傾斜，只跑出3步，就塌了。轉身跑過去一看，人已經沒了動靜。

　　何俊清有一年沒見到父親了，兩人隔三差五通電話。出事那天，正好是端午節，父親摔下來的時候，何俊清在無錫上班，心裏還想著晚上給他打個電話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