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溫南方談話，至今仍令人心潮難平，除了其中貫穿歷史的洞見、尖銳犀利的分析和化繁為簡的哲思，還有那種高屋建瓴、一往無前的氣勢，以及由高度責任感凝積而成的深切憂患意識。這種思想方法和精神狀態正是當前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所必須的，是我們今天紀念南方談話20週年所應大力倡導和弘揚的。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當我們面對諸如“中國速度”、“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震撼”、“經濟奇跡”等美譽時，必須清醒地看到面臨著的諸多新問題、新挑戰。中國的漸進改革經歷了前期的大推進並取得巨大成就後，由於其自身的發展邏輯，目前已進入無法逾越的攻堅階段。這种先易後難、逐步過渡的改革意味著由於問題的累積，發展中的阻力正不斷增加。例如：改革初期一些舉措已成為新一輪改革的對象，一些共識又被新的思想解放所突破；改革對象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改革動力非往昔可比；改革初期意識形態領域中改革與保守的區分，多半已被不同利益訴求取代；一些在改革中獲得最大利益的群體本能地希望改革就此止步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分化減少了以往的改革共識，增加了統一思想的難度，等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道德滑坡、誠信缺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改革動力弱化、官場腐敗、權力崇拜、市場畸形、城鄉差別、利益分化、深入社會肌膚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不斷發展起來的利益集團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和牽制，一些不斷挑戰民眾容忍底線的惡性事件及其所激發的種種民粹主義思潮，都嚴重地威脅著改革的正確方向和持久發展的動力。還有一系列高難度的兩難選擇需要進一步破解。例如：穩定與發展，政府干預與市場調節，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公平與效率，強勢政府與民眾監督，市場原則與社會原則，一些領域的市場化不足與一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商業化，在保證轉型期必要的強勢政府的前提下限制公權、遏制腐敗，依靠政府，政黨一元化的、集中的、強力領導造就一個精神多元、利益多元、決策多元的市場經濟，如此等等。
在眾多困難中，最為突出的恐怕還是存在於上層建築領域之中。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政治體制方面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這種改革能不能與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同步的問題。或者説，是“四位一體”能否均衡發展的問題。依賴強勢政府權力和權威實現的社會轉型在取得巨大績效的同時，也必然面臨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沒有強勢的、有權威的政府和政黨，轉型的成本將高得無法承受。而沒有對權力的有效限制與監督，這種成本同樣高得無法承受，一切有關道德重建、消除腐敗、規範市場、公平正義的討論也都勢必不得要領。不少人認為，強勢政府與有效監督本身似乎就是一個難以兩全的問題。但在整個社會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已成為當今眾多問題産生的深層原因。如果進一步的改革不能明晰權力與市場的界限，不能約束權力向市場的擴張，不能阻止沒有邊界的市場和沒有邊界的權力的結合，不能消除官本位體制背景下權力的驕橫和貪婪，以往改革的成果將難以保持。面對這些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躲不開、繞不過的體制機制障礙，欲使改革不致成為時髦的套話、空話，必須凸顯改革所具有的“新的偉大革命”的意義，必須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總之，中國的改革遠未“大功告成”，它還在探索前進的路上。當前，改革又面臨新的關口，難度空前增加。改革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而此時在一些人群中瀰漫的改革冷漠症、改革焦慮症、種種畏難情緒以及改革“定型論”等，正可怕地吞噬著改革的動力和激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説的“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等話語不能不使人擊節讚嘆，倍感親切鼓舞。這種魄力和氣勢應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頂層設計”中不可或缺的精髓和靈魂，這是細節的完善和精緻永遠無法替代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中國共産黨新聞網獨家發佈，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