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行政院賦改會”明天將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討論促産條例租稅優惠落日之配套方案，包括調降營所稅率、調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特別扣除額，以及調降遺贈稅率等，做為優先推動之改革對象；並且確立“窮人減稅”較“富人增稅”優先的執行方向。然而窮人減稅充其量只是配角，實為富人優先減稅奠基、鋪路，完全不顧外界對富人增稅的訴求；尤其對造成稅制不公、無效率、稅政複雜最大亂源的資本利得課稅問題，更是只字不提，避之唯恐不及。
臺灣《經濟日報》社論指出，促産條例實施期滿，取消租稅減免獎勵措施，在稅收維持不變之中立原則下，一舉將所取得約1,500億元的財源，作為所得稅制改革的籌碼，的確是個大好時機，必須珍惜，以期建立公平、簡政的稅制。然其規劃方向中，調高薪資、殘障、標準扣除額，固然使得中低所得者受惠，減輕受薪階級因通膨壓力的衝擊負擔，卻因調高金額有限，僅具象徵意義，與其他減稅項目受惠程度相比，實屬杯水車薪，改善所得分配的實質意義不大；卻因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所稅的取消，以及在所得稅改革為主軸之範圍內，“行政院”為呼應工商團體需求，“意外”將大幅調降遺贈稅率納入，主導改革方向與精神，卻有意漠視資本利得課稅問題，以致稅改缺乏應有格局，實在令人失望。
依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的統計，課稅所得凈額在1,000萬元以上的高所得者，所得總額中高達66%來自股利所得，與中低所得者之80%以上來自薪資所得大異其趣；同時也相對反映一些擁有股票的高所得者，往往在除息前將股票出售，賺取資本利得卻不用課稅，為造成稅負與實際所得顯不相當的主要原因，久為各界質疑。如今“行政院”規劃取消促産條例租稅優惠及未分配盈餘加徵，以及調降營所稅率約至17%；在現行綜所稅率下，必然拉大兩稅稅率差距，不但大幅提高公司保留盈餘不分配誘因，且嚴重扭曲個人理財決策，將股利轉為資本利得，卻不用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使得所得稅制的公平性蕩然無存，也助長M型社會貧富懸殊現象。
回顧以往員工分紅配股、員工認股權證、公司並購之商譽等之課稅，無論是按面額、按時價或納入最低稅負制課稅，均引起許多爭議，關鍵就在最終階段之證券交易所得不課稅；財稅單位進而透過種種規定來防弊，結果只是治絲益棼，也徒增稅制複雜度。因此，為了稅制公平與稅政簡化，恢復證券交易所得課稅責無旁貸。當許多先進國家均對資本利得課稅之際，有關部門實不應以散戶比例過高、沒有全面集保、成本計算不易等技術面問題為由，斷然拒絕研究此議題，進而坐失稅改契機。
社論指出，日前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三度主張“富人增稅”，並且建議開徵證所稅，方可有效拉近貧富差距，卻仍不見行政部門具體響應。其實，對富人增稅並不一定要對其提高稅率，只要能將富人慣常透過土地、證券交易所賺取的資本利得納入課稅，對獨資、合夥者加強課稅，對富人慣用的節稅漏洞嚴格防堵，就能有效增加富人繳稅金額，改善當前繳稅結構以薪資為主力的偏頗現象，增進稅制公平與合理性。況且，富人多繳稅，降低社會不安與對立程度，分擔維護社會安全之公共財成本，也是受益者付費的表現，富人無理由排斥。
至於遺贈稅改革方面，社論認為，目前稅率高達50%，規劃避稅的誘因極高；以致每年僅約300億元的稅收，佔總稅收的比率不及2%，徵納雙方付出頗高的稽徵與避稅成本，進而影響生産性經濟活動的可用資源，調降稅率或有其必要性。日前“財政部長”李述德曾言，遺贈稅率調降是國際趨勢，如不降稅，外資不會進來，財富不會回流，島內經濟無法提振，所得就無法提高；並且認為在所得稅方面應有配套措施，才不會被批評劫貧濟富。既然有此體認，行政部門除滿足工商界需求外，亦應對一般納稅人有所交代，將證券交易等所産生的資本利得納入課稅，部分消除借活絡經濟之名卻行富人減稅之實的疑慮，調降遺贈稅或能爭取更多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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