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綠女士于8日在《環球時報》刊登文章《可引進更多菲傭緩解“保姆荒”》,主張引進外籍家政服務人員,筆者不敢茍同。

　　在不妨礙社會成員平等順暢交流、主流社會能牢固規範共識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有利於擴大與外界聯繫,調動經濟活力。但若上述前提動搖,多民族混居格局將對社會治安形成額外壓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多民族混居將從各方面提高管理成本,語言文字、文化傳統等壁壘甚至會妨礙執法機構及時掌握了解治安動向。

　　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帶來摩擦,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間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體乃至民族層次。在極端情況下,這種衝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正常狀態下的社會道德和行為規範屆時很可能淪為政治站隊的犧牲品,承擔維護秩序職責的強力部門、執法機構也會因此備受掣肘。在北愛爾蘭、黎巴嫩、印度、斯里蘭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區,衝突頻發,任何本來無足輕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發暴亂。美歐已出現一定程度的“巴爾幹化”,原因也在於此。

　　中國歷史上,隨國際貿易遷入民族武力挑戰或背叛中國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廣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裝作亂、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團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屢次作亂三大案例最為典型。安史之亂時期,廣州甚至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宋元之際,因貿易發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團及其頭面人物蒲壽庚家族,背叛行徑性質最嚴重。

　　另外,主張引進菲傭的基本上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的社會精英,而外來移民在社會治安等方面造成的衝擊、負擔則基本上由佔人口八成左右的社會中下層承擔。當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體制情緒和美國大選中的“特朗普現象”,表現的正是難民危機等跨境人口流動引爆的傳統中産階層反精英情緒。“反全球化”也是這種反精英情緒的一個側面。

　　我們奉行開放經濟,但任何事物都一分為二,開放經濟也不例外。國際人口流動對社會治安壓力和對國家政治統一的潛在與現實衝擊就是其不容忽視的副作用之一。(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