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創新業務界定成疑：牛散套現虧千萬僅罰員工10萬

　　中信建投“創新業務”界定成疑：牛散套現虧損千萬，僅罰員工10萬

　　法院、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證監會——近億資金被強平事件發生至今，周氏夫婦一直在這些地方奔波，但暫未得到令自己滿意的結果。不過，北京證監局處罰了當時為他們操作業務的營業部工作人員王某。

　　對周氏夫婦而言，除了強平是否違反合同規定的爭議，其上億融資資金的來源也成為糾紛的關鍵。被中信建投方面稱為“創新套現”、“對衝融資策略”的業務，在余女士及其律師看來，“名為融資、實為借貸”。

　　中信建投不承認“變相借貸”

　　事情還需回溯到被強平之前的2015年初，在中信建投北京望京中環南路證券營業部開戶多年的周氏夫婦，雖然重新啟動了兩融賬戶，但並不能順利地融到資。

　　在新增融資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周先生稱，當時中信建投營業部副總經理王某找到了他，稱公司針對大客戶的融資難的問題剛剛推出“創新套現業務”，王某對他表示，這個業務相當於借你一筆錢，可以隨意買股票，到期還本付息就行。

　　據周先生介紹及相關交易記錄顯示，該套現交易模式是：以50ETF或深100ETF等作為標的，利用融券交易T+0日內回轉機制對倒交易實施套現。如此一番操作下來，被套出的資金可以用來購買非兩融業務標的證券的股票。

　　在後來的強平糾紛中，余女士一紙訴狀將中信建投告上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將這一業務描述為“名為融資、實為借貸”。

　　不過，周氏夫婦及其代理律師對業務性質的定義，中信建投顯然並不認同。

　　判決文書顯示，2016年9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的審理中，中信建投辯稱，當時的“創新”業務屬於兩融業務範疇內，“‘名為融資、實為借貸的套現業務’實際上是融資融券的對衝融資策略”。而其中涉及到的融資買入、融券賣出、直接換券等操作，都屬於兩融業務合同書中明確規定的事項，也不脫離融資融券交易的範疇。

　　朝陽區人民法院最終也未能作出明確界定。其審查認為，雙方因融資融券業務合同書産生聯繫，爭議也是在合同書籤訂後産生，係在履行融資融券業務合同書過程中，由中信建投的一系列操作行為引起，與該合同存在密切聯繫，故應屬於合同執行過程中的爭議，應依據雙方約定提交仲裁裁決。

　　在周先生看來，2年的訴訟時效到期前，其並不想走上成本高昂、時間漫長的仲裁之路，即便最終走上仲裁，監管層的處理認定也將對其是有利的仲裁依據。而今年6月即將到達訴訟時效期，周先生則已經開始準備仲裁材料。

　　雖然余女士的起訴被駁回，法院的裁定中也提出爭議由“中信建投的一系列操作行為引起”，但在隨後的監管機構投訴過程中，受到處罰的只有中信建投的一名員工。

　　對於周氏夫婦事件，2016年7月18日，北京證監局發佈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當時的營業部工作人員王某在沒有與周氏夫婦簽訂代理業務協議的情況下，私下接受委託買賣證券幫助客戶融資，並提取佣金5000多元，違反了《證券法》的相關條例，決定對其罰款10萬元並沒收違法所得。

　　對於此次糾紛的相關爭議及問題，5月8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多方聯繫了中信建投相關負責人，並向相關人士微信及公司信披郵箱發送了採訪函。5月9日下午，中信建投相關高管短信回應稱“我們看一下”，然後回復。但截至發稿時記者未獲具體回復。

　　大額套現成員工“私下”操作

　　令周氏夫婦感到困惑的一點是，王某操作資金套現，數天之內融入9000多萬元的資金，但最終被監管層處罰的只有個人行為，而這項業務的定性也直接影響到了此後的強平糾紛。

　　在處罰決定書中，北京證監局“經查明”認定，王某在中信建投北京望京中環南路證券營業部沒有與客戶周氏夫婦簽訂代理業務協議情況下，“私下接受客戶周某委託買賣證券，以幫助客戶融資為目的”。不過，處罰決定書並未提及王某操作的融資業務形式和金額。

　　在當時市場無資可買、或無券可賣等情況下，王某“違規”代客操作進行了近億元的融資套現，其套現行為有無公司內部配合？是否屬於公司行為？其個人能否“私下”獨立完成這項創新套現業務？

　　事件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王某的操作性質上，而始終在於“兩融套現”這一業務本身是否違規。香頌資本沈萌解釋道，兩融套現的實質，就是利用規則漏洞，繞開兩融標的的限制，融資非兩融標的，“不違法，但風險高。”

　　對於證監局目前僅處罰王某，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王智斌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券商不論之前是否知情，業務人員行為都應該屬於職務行為。因為其工作與職務相關，且相關收益，比如融資利息，並非流入職務人員個人賬戶，而是券商收取，所以，他認為相關責任應該由券商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周氏夫婦名下的融資融券業務合同，簽署于2012年9月，按照最初的合同條款，這一“創新”業務屬於違約操作。該合同第二十八條第八項規定：“甲方不得用融資買入的證券償還融券賣出的證券”。這意味著，如果“創新套現”業務被定性為兩融業務，則在當時合同下屬於違規操作。

　　然而，就在2012年10月，中信建投在其官網上發佈了修訂聲明，刪除了第二十八條第八項的內容。理由是：“在符合現行管理辦法規定的前提下，提高客戶交易效率，便於實施T+0等融資融券交易策略，並降低客戶交易成本。”

　　王智斌認為，兩融套現業務從交易行為來看，並不直接違反兩融相關規則，可以説是鑽了制度的漏洞。但他認為，從目的來看，是為了達到融資購買非標的證券的目的。

　　而T+0機制的運用，保證了套現操作的即時性。通俗地説，所謂“對衝融資”機制，就是操盤手先融券賣出一一隻標的，再融資買入同一隻標的。用融資買入的標的還掉之前融券賣出的標的，這樣就有資金留在賬戶中，操盤手對同一隻標的進行頻繁操作，得到大量現金，這些現金就可以被用來購買非標的證券進行杠桿投資。

　　事實上，T+0機制雖然便利了套現操作，但短時間內高頻次、大量對倒交易，對股市波動將會産生難以預計的影響。2015年8月3日，上交所發佈修改相關細則通知，規定“客戶融券賣出後，自次一交易日起可通過買券還券或直接還券的方式向會員償還融入證券”，將T+0變為T+1。同一時段，深交所也作出了類似修改。

　　王智斌認為，從融資套現的雙方立場來看，是容易形成互利的默契的，明知是漏洞但相互配合，其目的是實現借貸融資，挑戰了金融秩序。由此，他認為這種行為本身應該被認定為無效。因為這種行為造成了投資損失，應該由司法機構判定雙方過錯程度，然後進行損失的分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