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經濟學之父：建議中國徵收碳稅 稅收可增加16%

【人物】“氣候經濟學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

　　中國若徵收碳稅，稅收可增加16%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勞佳迪 | 上海報道

　　尼古拉斯·斯特恩上一次來到復旦大學，還是28年前，當時他是歐洲重建和發展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兼特別顧問。“那時浦東還沒開發，大家還在討論著要不要建一條跨越浦江的隧道。”3月18日，再次來到復旦大學的斯特恩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這樣回憶。

　　此後，斯特恩出任英國財政部第二常務次官，成為布萊爾政府經濟事務部門的負責人，同時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還多次來到上海，反覆傳遞著自己關於低碳經濟的主張——他的另一個重要身份正是“氣候經濟學之父”，並因此在本國獲得了“勳爵”的殊榮。

　　“身處糟糕的空氣中，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煙一樣，燃燒化石燃料確實會在每一年傷害很多人，數以百萬計。”遺憾的是，就在受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之邀來到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剛在北京經歷了PM2.5達到300的天氣。

　　儘管此行是以在英國倫敦政治學院和英國社會科學院任教的學者身份，但顯然，斯特恩更願意將他的觀點傳播到更多的層面。他建議，中國政府未來可以對碳排放徵稅，每年相應的稅收收入可能高達2800億美元，而這超過2015年全國稅務部門總收入的16%。在他看來，從去年底《巴黎協議》確定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看，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依然面臨很大挑戰。

　　全球GDP或因氣溫升高降低10%

　　1903年瑞典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斯萬特·阿倫尼斯早在1896年就在實驗室裏驗證了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帶來的“溫室效應”，但直到2006年，斯特恩在英國政府及首相布萊爾的邀請下，經過一年調研主持完成長達700頁的《斯特恩氣候變化經濟學評論》，才全面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財政、社會和環境所産生的影響。

　　因為這份報告問世在國際社會受到高度關注，他本人享有“全球氣候變化政策奠基人”的美譽。“我們通常會用二氧化碳當量來測量空氣中溫室氣體的排放，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二氧化碳濃度的快速增長。”斯特恩告訴記者，《斯特恩評論》發佈時的溫室氣體濃度大約為430ppm，到目前為止是以每年2.5ppm的速度增長，“即使是保守估計，全球溫室氣體濃度未來將以3ppm～4ppm速度增長，這意味著21世紀末全球溫室氣體濃度將達到750ppm。”

　　750ppm意味著什麼？如果在溫度計上找到對應值，就會帶來更直觀的感受。“這一濃度下使氣溫上升5℃的可能性達到了近50%，如果現在不採取行動，到本世紀末，預測全球氣溫將升高4℃～5℃。”

　　在斯特恩的氣候模型中，這種程度的升高在地球過去幾千萬年的時間維度中都找不到先例，“我們估算，考慮到突然大規模氣候變化的風險，溫度上升5℃～6℃將造成相當於全球GDP 5%~10%的損失，而欠發達國家遭受的損失成本將會超過其GDP的10%，而預計在今後200年內，排放的綜合影響和總風險的成本將相當於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從科學的角度看，氣溫升高超過2℃是非常危險的，這是在巴黎氣候峰會上達成的共識，我認為最好低於2℃，所以儘快實現零排放才能實現這種平衡。”斯特恩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

　　根據他的研究，在430ppm起點上將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550ppm以內，大致需要花費全球1%的GDP，所以從現在開始減排，未來50~100年間每年耗費大約1%的GDP，將遠遠低於30年後開始減排所耗費的每年4%的GDP。

　　這為嚴格減排劃定了明確的時間表。斯特恩認為，若要穩定在“氣溫最多上升2℃”這個目標，必須要在2018年以前實現，“如果需要更好地控制氣溫，2016年就應該採取這樣的行動。”

　　斯特恩還對記者分析，未來20年將成為這項事業的重要節點。“現在全球約有50%的人口在城市地區居住，大約是35億人口，但到了25年後將會有70%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將達到90億，如果我們還以現在的方式建造城市，將會制約在高碳耗的城市結構中。”

　　建議中國對碳排放徵稅

　　具體到中國，斯特恩也強調了過去10年中國在全球減排事業中扮演著突出重要的角色。“目前2/3排放量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所以還需要在全球新的氣候機制之下加強國際合作，在過去10年，太陽能板的成本降低了90%，風電成本也在不斷降低，這是中國相關産業帶來的歷史性革新。”他説。

　　這也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呼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長江特聘教授齊曄是國內低碳經濟代表性學者，曾歷時7年撰寫成中國低碳發展報告，他就認為，從經濟新常態來看，“十二五”期間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7.8%，和“十一五”期間的11.3%比，大幅下降，終結了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階段，實際對於能源的消耗産生巨大影響，“特別是自2012年以來，能源消耗的速度開始大幅度下滑。”

　　記者注意到，“十二五”期間全社會用電量和“十一五”期間相比，增速下降了50%之多，2015年全社會用電量的增速只增加了0.5個百分點。這是自從1974年以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增速最慢的一年。在國際能源署最近發佈的報告中，2014年全球的碳排放與上年保持基本持平，2015年維持了這一態勢，齊曄認為，中國碳排放增速的減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在2013年時，中國碳排放總量曾是美歐總和。根據BP能源統計年鑒，2013年人類碳排放量達360億噸，其中排名前5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為：中國27.5%，美國16.9%，歐盟10.4%，印度5.9%，俄羅斯4.7%。

　　斯特恩建議，中國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碳排放稅收調整來解決問題，“通過這樣的激勵結構，可以對污染進行徵稅，也可以用一些激勵措施鼓勵企業投資于環保技術，稅收合理增加了，也可以保護環境，治理污染。”

　　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稱煤炭其實是很昂貴的資源，“目前一噸煤平均下來大概是50美元，如果我們燃燒煤産生一噸碳排放，在美國的碳交易市場報價是20美元，這樣來看燃燒煤的成本比風能和部分地區的太陽能價格更貴。”

　　據他計算，中國每年差不多消費40億噸煤炭，如果對碳排放徵稅，將會達到2800億美元，這相當於2015年全年GDP的2.6%左右。“可以把碳排放的稅收作為一項非常大的政府收入來源，一方面使企業有意識地減少碳排放，以及煤炭的使用；另一方面可以在這筆稅收中支配一部分用於激勵企業投資于環保技術。”

　　但由於稅收杠桿牽扯到多方面，儘管數年前已經被國內學者廣泛討論，但對碳排放徵稅目前仍未實施。記者注意到，2010年就曾有消息援引國家發改委相關專家話語稱，碳稅專題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經做完，正在與全國人大等做進一步的溝通，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間開始徵收碳稅。還有來自媒體報道援引財政部相關專家話語稱，碳稅改革將最遲在2013年啟動。

　　據記者了解，當時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的調研報告就分析了中國開徵碳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國開徵碳稅的基本目標和原則，並從稅制諸因素角度初步設計了碳稅制度的基本內容，具體提出了我國碳稅制度的實施框架，包括碳稅與相關稅種的功能定位、中國開徵碳稅的實施路線圖，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建議。

　　建立全國性碳交易市場後，還需要推動碳排放價格上行的機制

　　不過，碳稅的暫緩推出並不代表中國減排努力的停滯。斯特恩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分析，中國徵收碳稅將是一個“一步一步來走”的路徑，“明年中國會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場，然後中國可以發放碳排放的許可，其實可以先從發放碳排放執照或者許可開始，再逐步推進徵碳稅，這樣一個路徑是非常清晰的。”

　　據《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了解，2011年10月國家發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深圳7個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並將2013—2015年定為試點階段，但碳交易的總量並不符合市場預期。去年9月25日，中美雙方關於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顯示，明確計劃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

　　世界銀行曾預測，2020年全球碳交易總額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場。而中國國內的多個研究機構都預測，中國碳交易市場規模將在1000億以上，並且在2020年之後達到萬億元的規模。但根據國家發改委公佈的數據，截至2015年8月底，中國7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累計成交額只有約12億元。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建立碳交易市場，2013年，美國啟動碳交易市場；2014年，澳大利亞啟動碳交易市場；2015年1月，韓國碳交易市場正式運作。2014年，全球碳市場的交易總量約為91.1億噸，交易總額約為505.2億歐元，交易總量較2013年的104.2億噸下降了10.5%，但其交易總額同比上升了約26.36%。

　　斯特恩坦言，即使是建立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後，還需要建立一種推動碳排放價格上行的機制。“歐洲也並沒有做得如想像的那麼好，全球各地都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10年前就有碳交易市場，當時其實進行得不錯，但是一開始我們可能發放了太多的許可證，當歐洲經濟放緩的時候，我們還是繼續發放碳排放的許可和執照，導致價格有了下行的壓力，所以説我們應該給碳排放價格一種上行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