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診脈”全球經濟 “財金”高官開出三大“藥方”

2月27日，在會後舉行的主席國新聞發佈會上，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回答記者提問。當日，為期兩天的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上海閉幕，會議圍繞八大議題發表了聯合公報。 新華社記者 李鑫 攝

　　新華網北京2月29日電（徐曼曼）在全球市場動蕩、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之際，作為重要的全球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平臺，于日前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備受矚目。

　　圍繞世界經濟如何恢復增長動力、結構性改革如何推進、財政貨幣政策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等議題，各國“財金”高官在G20上為世界經濟的種種頑疾共謀方案，開出三大“藥方”，讓這個多邊組織從各自獨立的危機處理模式，漸漸邁向一個能夠進行長期規劃的平臺。

　　恢復增長“藥方”：結構性改革

　　當前，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估從3.6%下調至3.4%，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從3.3%下調至3.0%。

　　各國也已意識到，如果再不以改革來激發真正意義上的增長，經濟下行風險甚至危機都將可能無限蔓延。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深化結構性改革是有效應對全球經濟中長期挑戰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矯正各種扭曲，改善資源配置。這一政策在此次會議上得到空前關注。

　　此次會議上，各方承諾將優先推進並特別強調實施調整後的國別增長戰略，以便到2018年實現産出額外增長2個百分點的目標。在此基礎上，各方同意進一步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點領域和指導原則，以及建立一套指標體系以更好地評估和監測各成員結構性改革進展及其是否足以應對結構性挑戰。

　　OECD秘書長古裏亞代表OECD正式發佈了2016年經濟政策改革報告，指出了各國推動結構性改革存在的問題。古裏亞表示，就結構性改革而言，雖然每個國家的“改革食譜”不同，但“主料”都包括改善産品市場競爭、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金融市場衝擊力以及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方面的障礙。

　　古裏亞坦言，結構性改革步伐自2011年起日益放緩，取得的進展遠遠低於預期，“甚至比我們制定這一戰略之初還低”。在他看來，需要反思結構性改革政策支離破碎、不協調等問題。

　　除了協調性，平衡性問題也引起高度關注，即如何處理中長期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短期成本。比如提高勞動力成本靈活性可能就造成勞動力流失，再如在“艱難”關頭推進改革往往造成暫時性經濟增速下滑。

　　“政策選擇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IMF有關負責人發言時表示，因此需要明確哪些政策先執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後，還需要明確哪些配套措施必須及時跟進，以帶來平穩有效的經濟增長。

　　貨幣貶值“藥方”：不因競爭性目的操縱匯率

　　今年1月份，日本央行意外開啟負利率，目前世界範圍已有歐元區、瑞士、瑞典、丹麥、日本5個經濟體步入負利率時代，一度引發市場對各國爭相降低利率、貨幣競爭性貶值的擔憂。

　　英國《金融時報》稱，英格蘭銀行行長馬克·卡尼在會上表示，負利率的政策主要靠貨幣貶值來發揮作用。“從單個國家的角度看，這可能是刺激經濟活動的一種誘人的方式，但對整個世界而言，輸出過剩存款和將需求疲軟轉嫁給別國的做法最終是零和遊戲。”他説。

　　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G20會議公報中表示，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各國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

　　樓繼偉説，近期外匯市場出現波動，會議重申以往關於匯率的承諾尤為重要。G20成員間將就各自市場的情況交流資訊、相互溝通政策意圖，同時將通過IMF這個平臺加強討論和溝通。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2月2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目前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處於穩健略偏寬鬆的狀態。在回答人民幣是否會持續貶值，併為出口創造環境的疑問時，周小川則給予了明確的否定答覆。“中國歷來反對通過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總體來看中國的出口能力很強大，去年實現幾千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我們不會參與競爭性貶值來增強出口能力。”周小川説。

　　針對此前外界最為關注的“新廣場協議”，此次G20會議並未達成。央行副行長易綱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也表示，G20從來沒有出臺類似協議的計劃。與簽署廣場協議時不同，當前各方對匯率走勢並沒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廣場協議時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G20在此次會議上決定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溝通討論，其實是一種更加靈活的協調方式，對於消除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將發揮積極作用。

　　風險管控“藥方”：監測資本流動

　　各國貨幣政策分化、資本流動加劇……如何更好監測和應對資本流動、防範金融風險，關係全球經濟前景。

　　IMF 24日在有關本次會議的報告中建議，“重新審視包括監管資本流動在內的政策手段”。

　　隨後的G20公報指出，鋻於當前全球經濟的形勢，G20將更好地監測資本流動，包括更加及時地識別風險，在吸取各國經驗的基礎上總結並適時審議政策工具和框架，以應對大規模資本流動帶來的挑戰。強調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期待在今年4月討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全球金融安全網的分析。歡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別提款權（SDR）定值方法審查，支援就研究可能擴大SDR的使用以及本幣債券市場開展進一步工作。

　　關於中國的資本外流問題，周小川回應稱，只要我們宏觀政策能更有力，國內經濟發展能更有信心，資本流動出現一時波動會逐漸回歸理性。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貨幣政策更重要還是考慮宏觀經濟的狀況，不會過多基於外部經濟或者資本流動來制定貨幣政策。利率、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考慮國內經濟結構能更優化。

　　“G20還可探討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在執行中的經驗教訓，關注市場化融資領域的潛在風險和防控手段，並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周小川在主持會議時強調。

　　“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不可或缺。”周小川還建議，G20應繼續推動全球金融部門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