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尹路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二樓會客室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共産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與會者共20人。

　　會議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而展開。

　　會上，首先由秦邦憲（博古）代表中央作《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即主報告。他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強大，白區革命運動薄弱，各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等客觀原因上。而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缺乏認識，併為之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即軍事報告。周恩來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兩個報告之後，張聞天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提綱在會上作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亦稱“反報告”。張聞天在報告中列舉事實，説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遭到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背紅軍過去在長期作戰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

　　張聞天報告之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毛澤東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指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應採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左傾領導人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援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與紅軍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完全相違背。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

　　王稼祥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援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明確提意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