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總能在第一時間察覺世界大勢的變化，作出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決斷。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拒絕反“新殖民主義”的浪潮之後，新加坡又在八、九十年代抵制發展中國家式的民族主義思潮，堅持做世界的自由港、東西方的橋梁，站穩了潮頭，至少沒有像某幾個最喜歡對這個“地圖上的小紅點”顯示輕蔑的大塊頭國家那樣在世界級的經濟、金融危機和自生的社會動蕩中沉沒。
新加坡是深陷大國夾縫中的小國，又處在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要衝，這就給新加坡製造了先天的安全困境，使它必須積極遊走于各方之間，主動“平衡大國”，維護自己的利益。李光耀的外交極熱衷於三件事：促進東盟一體化，打造可依託的地區聯盟；發展與美國的準同盟夥伴關係，引入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推動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加強聯繫，支援中國融入世界。
中美關係始終是李光耀最投入的觀察點。他不認為誰能夠阻擋中國崛起，“中國正以巨大規模打破平衡，世界必須用三、四十年時間建立新的平衡”，但“千萬不要製造一個敵意的環境”。不過李光耀也不相信亞洲將出現中國主導的新“霸權體系”。他認為中國實力的增長並不必然導致美國撤出亞洲，中美關係的最可能結果是達成某種相互諒解，即便兩國不能合作，也應學會共處，並給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留下生存和發展空間，“美國必須嘗試與中國分享其顯要地位”。
李光耀喜歡對身邊國家的內部事務顯示關切，原因是新加坡太容易被鄰居們的家務事所波及，所以必須把各種可能遇到的情況想在前。這使得他在一些國家的領導者眼中顯得喋喋不休，甚至令人厭煩。不過，這些國家的領導者們心裏也清楚，李光耀是最不會信口開河的那個人。
李光耀就像一座觀點富礦，無論何時總能挖掘出思想的寶石，幫助人們看清變化莫測的世界。他也像面多棱鏡，無論從哪個角度都能折射出投向世界的光，令大國小國的領導者們在思考權力與治術時總會習慣性地拿起新加坡這塊精巧“模具”各取所需。
李光耀篤信人性本惡，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拒絕深陷純粹的西方主義或者純粹的東方主義巢窠，把流淌在新加坡人血液中的不同文化的優秀因子與現代司法、政治制度相結合，相信“治理的藝術就是在國家許可權範圍內以有限資源調動社會的最大多數”，並且“不斷提高服務人民的標準”，這對整個國際社會都有先驗意義，可以提供持久啟發。
李光耀之後的新加坡充滿挑戰，比如李光耀長子、現任總理李顯龍的身體狀況以及人民行動黨在一些選區明顯下降的得票率。但李光耀給新加坡人留下豐厚財富，最重要的是居安思危、與時俱進的國家精神，高度法治化和精英化的社會範式，小國大舞臺的思維方式，以及及時察覺矛盾、解決矛盾、儘量不把矛盾留給後人的處事習慣。這些品質能夠確保新加坡繼續穩定發展。（本文係節選，全文將發表于2015年4月上半月號《世界知識》雜誌。作者：曉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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