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張學良逝世，2003年宋美齡逝世，隨著這些最後的當事者的離去，近年來有關西安事變的研究受到較多關注。在此前後史料的批露、史實的分析和研究方法的創新諸方面都有所突破，而因為史料掌握、研究視角的差異等，也形成了不少爭論。從整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中共是否事先知曉西安事變的發動？
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主旨就是要逼蔣聯共抗日。因此，西安事變與中共的利害關係是不言而喻的。長期以來，海內外一直關注一個問題，即中共與西安事變發動的關係。普遍流行的看法是，中共事先不僅沒有參與，而且毫不知情。對于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前與張、楊的接觸，學術界基本認為，周恩來對西安事變前張學良的轉變有很大的促動作用。1996年，《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一書出版，其中提到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克農首先得到這個消息，立即報告中共中央”。這就直接否認了中共中央在接到張學良電報後才知情的觀點。當時，中共在西安有著較為發達的地下黨係統，如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等，對推動西安形勢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據此，有學者提出：“從西安地下黨完善的情報係統、優良的通訊設備和大批情報骨幹雲集西安的情況看，那種認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並不了解事變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變詳情的觀點應該是站不住腳的。”（孫果達：《西安事變的幾個待解之謎》，《北京日報》2009年12月14日）有學者還進一步指出：“在西安事變發動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領導人（毛、周等），已經知道張學良有了舉行扣蔣政變的打算，但他們並不讚同。”（畢萬聞：《西安事變研究中的幾個有爭議的重要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6期）
如果中共提前知曉了西安事變的“扣蔣”，有一個問題就隨之而來，即中共是否參與。陳立夫晚年的回憶錄《成敗之鑒》說：“西安事變突起，當時張衝、周恩來都在西安”，暗指這一事變是周恩來直接指揮的。也有學者認為：陳立夫的回憶有誤，當時周恩來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筆者認為，目前還沒有直接證據說明中共提前知曉西安事變的發動，但能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發生當天就做出了一係列的應對。綜合當時的電報來看，中共中央當天分別向正在和國民政府談判的潘漢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根據地的各兵團發出電報，對國共談判工作、軍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並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匯報了應對西安事變的計劃。從這些電報的內容來看，中共的主要意圖是要審判蔣介石，並爭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組織抗日聯軍，最後成立革命的國防政府。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誰先提出的？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共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經歷了一個過程，並非一開始就確定了“放蔣”的方針，反而是一度有“除蔣”的打算。現在爭論的主要焦點在于，是誰先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大多關于西安事變的論著都不同程度地敘述了周恩來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後，當面向張學良分析事變存在更好和更壞兩種前途，力主釋放蔣介石，並擁護其當全國抗日領袖，爭取好的前途。還有學者評價：周恩來提出的“保蔣安全”策略抓住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核心問題，中央當即接受了這一意見，從而完善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導方針（潘利紅：《周恩來與西安事變》，《學術研究》1998年第2期）。有學者對此提出疑義，認為周恩來作為中央代表，雖可根據形勢相機行事，但不可能在重大問題上置中央的既定決策于不顧。周恩來在尋求和平解決事變的具體方案上同樣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探索和發展的過程（葉揚兵：《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與張學良西安會談的再探討》，《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2期）。
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社會上還有一種爭論，即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之前是否收到了共產國際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指示電報。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有幾封往來電報提及此事，如12月17日，毛澤東回復張學良對于蘇聯態度的詢問：“我們對遠方（指共產國際——筆者注）已作幾個報告，尚無回報。”18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16日的來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20日，毛澤東才致電周恩來告知共產國際的來電內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復電共產國際：“來電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採取了這種方針。”大多學者以此為據，認為中共中央在此前沒有收到共產國際的指示電報。也有學者認為：無論是電報原理、機要紀律、政治常識還是當時的具體做法，都不支持共產國際16日來電“完全譯不出”的說法，但也不能誇大共產國際16日來電的作用，中共中央的政策轉變是在多方博弈中力爭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選擇（陸䉪、孫果達：《西安事變共產國際的16日來電考》，《軍事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筆者認為，對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中的決策轉變，不能僅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電報來解讀，還要更多地從中央對當時形勢判斷的變化來解讀。在西安事變之初，中央對于形勢的估計是比較樂觀的，而實際情況正如毛澤東所說：“西安事變後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原來設想審判蔣介石和爭取抗日派的條件根本不具備，嚴重的內戰威脅擺在面前。要阻止這種嚴峻局面，最好的辦法就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是如何被釋放的？
長期以來，學術界基本都認為：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拉著楊虎城，在沒有告知周恩來的情況下，釋放了蔣介石。而且，周恩來對此也是不同意的。隨著蔣介石、宋子文日記和張學良口述材料的公布，更多的學者開始認為是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幫助蔣介石離開西安的。而爭論的主要焦點在于，周恩來是否知道並同意蔣介石12月25日離開西安。大多論著認為，周恩來12月25日在蔣介石走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關于周、蔣見面的內容是記述12月24日晚的談判情況。有學者認為，這封電報中提到的談判是在12月25日上午，而不是12月24日晚上，他不可能把這麼重要的情況拖到第二天晚上才報告中央。此外，電報中還提到“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這在宋子文、蔣介石日記里沒有反映。其中內情到底如何，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不排除在當時復雜情況下周恩來臨時做出改變決策的可能。
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對釋放蔣介石是知情的，但對張學良親自護送是不知情的。在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之前，周恩來就勸過他不要親送蔣介石。周恩來得知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後，立即趕往機場想再次勸阻，但為時已晚。12月25日發生的事情，周恩來也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共中央對此表示認可，並認為“大局之好轉是有相當保證的”。毛澤東還在當晚的一封電報中提到：“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281、275頁）對于此事，周恩來以後有幾次論及，都是嘆息張學良不該親送蔣介石，而從來沒有責備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作者單位：贛南師范學院中央蘇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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