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刊登了臺北陳虹妤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達了存在於大陸和臺灣的送禮文化的批判。
文章摘編如下:
大陸朋友最近得意地告訴我,他家的小寶貝在學校成績突飛猛進, 不過厲害的不是他家小寶貝,而是他,因為他準備了一個2000元的 紅包給老師,孩子的座位因此調到了第一排,上課時接受老師最實時的指導和糾正,因此學業成績出現顯著的進步。
同個時間,同事小劉則無奈地告訴我,中秋節前一天老師要到家裏做家庭訪問,我驚訝表示今年中秋連著大陸十一假期,況且平常老師星期六都不用上班,又適逢假期,怎麼挑這個時間來做家庭訪問?他告訴我,在這個時間點的訪問,背後更大的意義在“釋放訊息給家長 ”,而他準備了兩盒月餅,希望把高個子女兒座位調到第三排。
我還記得求學階段,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學期初大家在教室外面排排站,由矮至高排隊,接著依序進入教室從第一排坐起,當時的我們個個卯足了勁抬頭挺胸,除了期待自己長高之外,也不喜歡位置太前面,因為總感覺坐在前面會受到老師太多的關注,還要吃進好多粉筆灰,只是沒想到我們拼了命地想往後面坐,羨慕那些高個子同學的時候,原來有許多爸爸媽媽這麼用心計地要把我們往前送,我好奇這些孩子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背後著墨這麼多嗎?
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送禮文化、紅包文化大多存在於政治界和商場,沒有想到這樣的潛規則已經向下紮根至教育界。就像在我求學階段,臺灣的教育界也存在一些遊戲規則,舉例來説,放學後老師私下舉辦收費的課後輔導,往往會洩露隔天小考的考題或進行重點提示給有參加的學生,當家長看到孩子成績提升,以為這錢花的值得,卻少有人去追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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