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子萬伯翱回憶父親：做萬里的兒子不容易

　　談父子情

　　父親叮囑我當一個有文化的農民

　　新京報：您眼裏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對四個兒子尤其嚴厲，他對女兒比較溫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嬌，哭鼻子，開玩笑，我們四個兒子從來不敢跟他撒嬌，連跟他説話都有點害怕。他老了以後，就隨和很多，對孫輩很和氣。

　　父親對我的表揚不多，我到農村去鍛鍊後，有次他寫信告訴我，他接見了一批即將下鄉的知識青年，他跟那些知識青年説，“我兒子也是知青，我為兒子感到驕傲。”父親不輕易表揚我，我看到信後心裏很高興。父親退休後，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説，“你是受到周恩來表揚的模範下鄉知識青年，我給你寫的信最多了。”

　　新京報：您父親經常教育你的話是什麼？

　　萬伯翱：父親經常告誡我要自強自立、自食其力。18歲我高中畢業，父親就主張把我送到鄉下去鍛鍊，當時奶奶和母親抹著眼淚不同意，父親堅持要送我下鄉，他説，“我就是農民的兒子，希望我的兒子能到農村去接受鍛鍊，在風雨中成長。”

　　不過父親叮囑我，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農民，他跟我説，“農村是個大學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學，你可以研究養殖業，你喜歡寫作，下鄉豐富生活閱歷，一樣可以成為作家。”臨走時，他送給我一本很厚的筆電，他在首頁題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我至今還保存著這本筆電，裏面我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報：您到農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親的做法嗎？會不會想：“我是高級幹部的孩子，還要吃這樣的苦”？

　　萬伯翱：我到農村去就帶著三件東西：父親在抗日戰爭期間部隊發的一床補滿補丁的舊被子，父親穿了多年的灰棉襖，還有15塊錢。我就這樣到了河南省西華縣黃泛區農場。農村的生活是艱苦的，有時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鋪，要到一里多地外擔水吃，吃的是紅薯加鹹湯，我正在長身體，吃不夠。和大夥一起幹活，有時頂著快40℃的高溫、毒辣太陽給果樹噴農藥，風一吹滿身都是農藥。累也不能吭聲。

　　要説我剛開始沒有想法是不客觀的，苦的時候累的時候我會想北京的同學在城市過輕鬆日子，憑什麼要放我一人到窮鄉僻壤來鍛鍊。但父親給我寫信，鼓勵我要好好向農民學習，加強鍛鍊。我很快融入農民的生活，1963年，《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勞動”報道了我下鄉鍛鍊的事情，周總理在首都應屆中學生畢業代表大會上，把我稱為幹部子弟下鄉的典型。能得到周總理的表揚，我很自豪。我就在農村紮下根來，一幹就是十年。

　　新京報：這十年的知青生活給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萬伯翱：我想我達到了父親的期望，了解勞動人民的疾苦，我也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分子。長期的磨練，豐富了我的閱歷，農村生活也給我提供了大量的寫作素材，後來我真的成長為作家。父親有次對我説，“我年輕時的願望也是當作家，沒想到我們家還真能出個作家了。”

　　談家風

　　對家人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聽説您父親對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規？

　　萬伯翱：父親對家人要求很嚴格，他的官越大對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幫別人辦事，所有的孩子不許經商。不許使用公家的東西，不能佔公家一分錢便宜，細小的規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紅色電話，不能坐公務車。

　　50年代，有段時間母親曾經和父親在同一個機關辦公，父親作為領導可以配公務車上班，母親作為普通職員只能坐公交車上班，我記得母親的包裏總是有大把的公交車票。

　　父親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爺爺參加抗日戰爭，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後奶奶一直跟著父親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親不讓公車接送，是勤務人員幫奶奶雇三輪車去醫院的。

　　我們孩子更是從不敢找父親辦事，我是沒有坐過一次公務車，沒有使用過一次紅色電話，從不敢答應幫別人辦私事。這對我來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風如此。

　　妹妹剛到美國時，生活很艱苦，有美國的一所大學找她，提出想請萬里為學校題詞，他們願意出4萬美金酬謝。4萬美金是一筆天文數字，但我妹妹拒絕了，因為父親必然會拒絕，哪怕是他寵愛的小女兒。

　　新京報：是否抱怨過父親對你們要求太嚴格，還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萬伯翱：是的，父親有時候做事極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師，父親在做委員長期間，有一次看到一個內參，説廣東有一個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經濟問題，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處費。父親怒不可遏，批示説：如情況屬實嚴辦。母親知道後就不同意：你得調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斷吧。後來證實這是個誣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錯誤，父親肯定不會包庇的，一定會從嚴處理。弟弟説，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給我判十年，老爺子還會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這樣對家人非常嚴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報：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兒子，您沒有享受到特權，前途反而受到“父親的阻礙”，抱怨過父親嗎？

　　萬伯翱：父親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尤其反對打著他的旗號去實現個人目的，他多次反對家人升遷。北京亞運會後，我憑著自己的實幹和努力，被提拔為中國體育雜誌社總編輯和社長。弟妹在中南海向他報告了這個消息，他回答説，“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爭辯説，哥哥下鄉鍛鍊十年，靠自己的本領闖出來的。父親才作罷。

　　因為父親的反對，我妻子一直沒能調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過著兩地分居生活，我在鄭州讀完大學後被部隊選中入伍，後來調到北京某部隊，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鄭州鐵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幫我妻子調動工作到北京，但是父親知道後堅決反對：“在鄭州工作不是很好嗎？都調動到北京來，那誰來做鄭州的工作。我的意見是不要調，誰調她來誰犯錯。”我妻子最終沒能調回北京。

　　我當然想妻子調回北京，誰想夫妻長期兩地分居呢？但拗不過父親的脾氣，要説心裏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逐漸能理解父親了，我沒有享受父親的任何特權，沒有辱沒父親清廉的名聲。

　　新京報：不能享受特權，反而處處受到限制，您覺得做萬里的兒子很難嗎？

　　萬伯翱：做萬里的兒子不容易呀。父親的官當得越大，對我們的限制就越多，我們還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過抱怨，不過也逐漸能理解父親，他是按照共産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時間長了，我們也就習慣了。

　　新京報：作為兒子，您覺得父親性格中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

　　萬伯翱：父親最大的優點是心中始終牽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缺點吧，作為兒子，從私心上來講，我覺得父親對子女太嚴格了，缺少家庭溫情。他對子女生活起居從不過問，他從沒去過我們子女5人任何一個小家串過門，可以説他對黨、對國家和人民是非常稱職的，但對子女似乎並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我理解他們那一代共産黨人，覺得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的，可以為了大愛犧牲小愛吧。

　　新京報：父親給後輩留下什麼遺産？

　　萬伯翱：父親一生清廉，沒有給家人留下任何遺産，沒有存摺，沒有金銀玉器，沒有房産，他是一個真正的無産階級革命家。但他給子孫留下寶貴的精神財産，做一個正直清廉、自強自立的人。

　　新京報：萬家後代發展多元化，萬里對家族後輩有何囑咐和期待？

　　萬伯翱：父親對家族後輩的囑咐是：任何時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黨和國家服務，不能做出有損黨和人民的事；還有一點是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

　　新京報記者 蕭輝 見習記者 韓雪楓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