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甕安縣委書記沙先貴
【對話背景】 4年前，甕安事件震驚全國。如今，再訪甕安縣城，當地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群眾對公安、政法機關滿意率不斷攀升，安全感持續增強。日前，甕安縣委決定將被毀的“縣委大樓遺跡”保留，時刻警示黨員幹部。以樓為鏡，可以明得失；以教訓為警鐘，可以知治亂。從“甕安之亂”到“甕安之變”，背後有著怎樣的基層治理探索與變革？甕安的4年轉變歷程，能為基層治理者帶來哪些從觀念到實踐的啟示？
不做社會建設滯後的“泥足巨人”
本報評論部：對4年前“甕安事件”的反思一直不絕，對現在“甕安之變”的總結也不少。時間的沉澱往往能讓人有新的思考。此前有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甕安事件與經濟落後有關。聯繫現在的變化，就會有一些新的思考。我們注意到，從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甕安的ＧＤＰ翻了近一番，財政收入增長近３倍。甕安事件發生在當地經濟發展較快的一段時期。怎麼理解經濟發展水準與社會穩定的關係？讓一個地方“安”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沙先貴：很大程度上，甕安是一面鏡子，是經濟落後地區在轉型發展中遭遇“轉型之痛”的一個縮影。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甕安遭遇著更複雜的兩難困境：底子薄、實力弱，既要迅速實現經濟上的跨越發展，又要滿足不斷提高的民生需求。反思甕安事件，最大癥結還在於民生欠賬太多，對群眾權益長期忽視，導致問題扎堆、民怨累積，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痛定思痛，甕安各級幹部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時代在變，老百姓的需求也在變，GDP挂帥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沒有厚實的社會建設，即便在短期內實現了經濟起飛，那也只是問題重重的“泥足巨人”。我們必須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模式。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7 23”講話中所指出的，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
的確要用發展來解決發展的問題。但這個“發展”不單指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手段，社會發展是目的。基於這樣的認識轉變，4年來，甕安千方百計彌補歷史欠賬，砸鍋賣鐵也要把民生欠賬補上。通過優先發展教育、完善新農合、建設保障房、拓寬就業渠道等一系列民生措施，群眾享受到發展的好處，心氣順了，社會安定了。事實證明，抓民生同樣能帶來繁榮，而且是成色高、靠得住的繁榮。
社會管理需要“維權創穩”新機制
本報評論部：在社會轉型、矛盾凸顯等複雜條件下，社會穩定越來越成為基層重要課題。但如何維穩對基層是一個考驗。一些地方尚未完全走出過去那種簡單粗放、以堵代疏的維穩誤區。從甕安的實踐來看，你覺得基層在維穩與維權方面有什麼困惑？如何才能避免後面兩種方式？
沙先貴：我們感覺到，新形勢下，一些過去曾經管用的管理方式，漸失作用。尤其是採取管、控、壓等傳統社會管理手段，忽視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和社會群體力量，未能及時跟進協商協調，以至於“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何有效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需要探索新路。
經過甕安事件後，我們認識到，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通過維權來實現維穩。只有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權益，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為此，在這兩年，我們大力健全社會矛盾糾紛訴求表達機制和矛盾調解機制，探索建立了信訪調處專項資金、法律援助專項資金、人民調解調處矛盾糾紛獎補專項資金，法律規範、經濟調節、道德約束、心理疏導、輿論影響等多管齊下，其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型社會管理機制，使民眾有地方表達訴求、有法律規範訴求、有政策滿足訴求、有機制排解訴求，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從源頭上解決可能引發不穩定的多種因素。從重政府安排向重社會參與轉變，從重管理控制向重協商協調轉變，維權不僅能夠維穩，而且可以創生和諧穩定因素，是實現長治久安的根本途徑。這是我們最大的體會。
提振公信重在平時“燒香拜佛”
本報評論部：群體事件如何正確應對、社會矛盾如何有效化解，是給基層的嚴峻課題，也是關於末端處置和源頭治理的問題。我們發現，不管是應對突發事件還是實施常態治理，政府與社會、幹部與群眾的關係狀態至關重要。政府公信力高，幹群關係的“信任基石”築得牢，往往就不會亂，或者能在問題發生時很快處理好。甕安從過去的不被群眾信任到現在信任度較高，你覺得變化的關鍵是什麼？
沙先貴：民間有句俗話，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群體突發事件也是一次檢測，政府公信力有多大、幹部關係好不好，在非常時刻得到了扎紮實實的檢驗。從這個意義上説，甕安事件是政府公信流失、幹群關係緊張等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
我為誰工作？我對誰負責？我怎樣工作？4年來，我們要求甕安的各級幹部都帶著這樣的問題開展工作，增強群眾意識，重樹為民作風。我們開展了“千名幹部走千村、萬名幹部進萬戶”活動，幹部走基層“寫民情日記，建民情臺賬”，建立“五大訪”工作制、領導幹部責任包保制、機關幹部駐點幫扶工作制等長效機制，使幹部真正深入基層、融入群眾，聯繫實際傾聽民聲，務實真幹與民同行。
群眾工作的常態化，使曾經的堅冰積怨大量化解，老百姓對政府和幹部的信任正在修復。舉一個例子，當年用燃燒瓶攻擊政府的少年葛啟義，他最近出現了生意糾紛，首先想到的是報警，幾小時就解決了問題。但4年前，他面對委屈首先想到的是燃燒瓶。像他這樣遇到問題時信任法治和政府部門的人越來越多，這反映了人心的變化。國家統計局甕安調查隊兩次抽樣調查也顯示，群眾對幹部作風滿意率分別為93.46%和94.63%。
基層組織需要“二次發育”
本報評論部：4年前的甕安事件，以及近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等，説明一些基層政權在決策和運作中存在一些問題。你覺得如何加強推進基層決策的科學性？
沙先貴：甕安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凝聚力、戰鬥力不強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民眾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增強背景下的各種訴求。因此，我們重點對基層組織的建設進行了加強，著力配齊配強村幹部，探索統籌城鄉黨建工作。
為了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貼近民意，我們推行了“雙向組織生活”模式，採取“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等形式構建起新的城鄉支部共同體，加強城鄉黨員互動。同時，大力抓好農村基層民主管理，把“三議三公開”工作法拓展到農業産業結構調整、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領域，這“三議三公開”，就是指村民商議、“兩委”決議、“兩會”審議；內容公開、實施過程公開、實施結果公開。應該説，效果很不錯。
我們的感受是，轉型時期社會深刻變革，基層組織也需要與時俱進，根據變化了的治理環境進行“二次發育”，在新的基礎上強化管理、服務等各方面的功能。
[ 責任編輯：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