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政府違法責任追究特別條例”草案,僅有六條條文。授權檢察機構成立特殊的“究責委員會”,負責對“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時期,濫權的加害者,如行政官員、“司法”與警察人員,展開法律追訴行動。並以(特別)“立法”取消既有的刑事追訴的時間限制,甚至擴張到追訴到“死人”。又因為當事人可能已經死亡,造成被追訴者無法維護自己的訴訟權益,故而規定,“‘應命’其三親等以內的家屬,代為行使被告訴訟法上的權利”。
也就是説,如果有先人被起訴,其三親等家屬就一定得負起為先人辯護的後果,並無放棄的可能,故成為爭議焦點。反對者因此痛剿:“株連九族、其心可議”,而提案委員則反駁,這是週到且必要的考量,但是對於“應命”三親等代為行使刑訴權,其背後有關“責任繼承”的預設,一時也難有合理解釋。
炒作選舉短線利益
臺灣《蘋果日報》今天刊文説,除了譴責粗糙的“立法”提案之外,有兩點仍需要社會認真思考。第一,“轉型正義”作為一個過程,無論在撫慰創傷,保衛人權價值,建立未來社會的公平正義關係,有絕對的必要。但衡諸外國經驗,此項工程不但艱巨且困難。且需要高度的價值與政治支援。但近百年來,由於臺灣特殊歷史條件,所形成的“緩慢與漸進”、相對“低成本”的政治轉型,從來都缺乏一次有效的徹底的洗牌。在此漸進過程中,政治與社會出現勢均的對立與內耗,一方面利益衝突不斷,另一方面跨黨派反省與合作嚴重不足,造成社會價值裂解,導致推動轉型正義所需要的沛然力量無從産生。
目前一些提議“轉型正義”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社會對他們的信賴感已經很低,進而懷疑他們到底是選舉短線利益的炒作,還是誠意地謙卑的願意面對歷史,為未來追求正義的社會關係而努力。主張者正當性不足的結果,反而造成“轉型正義”工程的污名。
文章指出,第二,本案“立法”説明,自稱可以因為對於加害者進行追訴,進而可“還給大多數外省人清白”。“立法”者之意,是假定加害者只限定於少數外省人統治集團,不應該由大多數外省人來共同背負壓迫者的污名。本立論假設臺灣所有“外省人”,不管先來後到與出生年月,目前都蒙有“不白之冤”,只有設法把“壞蘋果”與“好蘋果”分開,才有可能讓好蘋果好好過日子。但,為何所有外省人都先要被懷疑,先承擔“不白之冤”呢?然後還得費功夫、再繞一圈設法來為他們洗刷罪名?為什麼不檢討很多外省人十幾年心頭的疑問,有關“被歧視的‘原罪’”問題?又是誰一直在指控這個“問題類屬”呢?一群異質的人本來就不應該被視為問題類屬。如果問題製造者不能躬身反省應負的部分責任,又如何可能“還其清白”呢?
反求諸己謙卑面對
文章認為,如果本案真的通過,進入正式的“司法”程式,所有的被起訴者,不論是個人或是團體,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外省人,但也不能排除有臺灣人,但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族群代表”的審判。如果從受害者的面貌來看,就會有更清楚的視野,以威權時期不當審理的“補償案件”統計來看,外省人就佔了四成多。所以,即使以受害者來論,就不是單一的“受害族群”代表的追訴行動。那麼,又如何能説“外省人這一堆可能有問題的蘋果”,可能因此被歸類為“無問題”呢?
文章最後表示,現在,對於現在口口聲聲説“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短線操作,不管是贊成者或者反對者,我們只有一句話回應:“反求諸己,謙卑地面對所有的受害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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