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貧困是不是貧困大學生的隱私”，有論者指出，當隱私涉及公共利益時，就要適當讓渡出權利，以此做到保護隱私與程序正義、結果公平的平衡。這在不少領域似乎都合適，比如，擔任政府機關公職的人員，應該公布自己的財產和子女求學情況；申請廉租房者，需要公開家庭的經濟情況，不願公開家庭經濟情況者，等于自己放棄申請廉租房。

　　關于保護隱私和公眾的知情權，不是所有人員都可一概而論，不能簡單地把公職人員、申請廉租房者的隱私和大學貧困生的隱私相提並論。大學生獲得貧困補助，與申請廉租房的性質貌似相同，但主體身份、獲得利益有很大差別——大學生還是消費者，他們獲得補助是為了更好地完成學業，他們面臨與廉租房申請者不同的人際關係環境，而沒有申請廉租房那麼大的利益空間。簡單地把其他領域的操作，用在大學生幫困上，忽視了大學生群體的特點，這也是目前大學生幫困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大學貧困生獲得資助，需要讓渡權利，但讓渡權利不是交換，操作不當，很容易被大學貧困生認為是拿隱私做交換。目前，不少高校的幫困操作，就讓貧困大學生感覺是交換——用隱私公開和充滿感激的感恩表達去交換——因此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甚至寧願放棄申請貧困補助。

　　不要說我國大學生怕暴露自己家庭貧困，是由于我國社會“嫌貧愛富”造成的，其實這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具有共性的問題。家庭的貧富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一味要求學生都理性地認識貧富差距，這是不顧及人性弱點的做法，真正關注貧困學生心理者，不會這樣簡單說教，而會嘗試去理解，並給他們創造平等、不被歧視的環境，讓他們感受到尊重，從而學會自尊、自信。在美國，學校也是小心翼翼地從保護貧困學生的隱私出發，處理幫助貧困學生的事宜。比如，學校在給貧困家庭孩子提供餐飲補助時，不會發放專門的補貼券，而是對學生的消費卡進行處理，貧困學生和其他學生一樣刷卡消費，不會有任何差異。

　　有人認為，讓貧困生公開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以接受其他學生和有關方面的監督，是十分正常的。但是，這種“正常”某種程度也來自于社會管理的不正常。美國學校幫助貧困生，不會公開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原因在于申請補助的貧困學生，可以向學校提交家庭納稅證明，這一紙納稅證明就可以說明家庭的經濟情況，據此學校就可以做出資助的決定。這在我國現階段是沒有的，社會缺乏基本的誠信與信任，包括地方政府部門、學生原來所在學校出具的證明有時並不真實，因此，有的學校只有採取公開的方式評議貧困生、競選貧困生，輿論有時也呼吁讓所有受資助學生公開信息。

　　構建社會的誠信體係，才是處理這類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幫助貧困學生時，最該做的不是要求貧困學生讓渡權利，而是要求學校交出權力，讓權力規范運行，在學校的具體管理、運行中引入民主管理，對于包括學生幫困在內的學生事務，充分聽取教師、學生的意見，而不是由學校單方面出臺某種操作規定，在具體實施時引入學生代表，參與整個實施過程。如果有這樣的過程，幫助貧困學生雖然沒有大張旗鼓的信息公開，但整個操作會十分嚴密，可以遏制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發生。

　　這就是我國迫切需要的現代學校治理。此外，我國政府、社會也需要完善現代治理，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提高現代治理能力。讓權力規范運行，保障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構建新型的權力與權利關係。 （艾萍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