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凸顯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徐蔚冰　　

　　盤點2017年年中經濟形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如何無疑是一個重點。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時所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增長週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不懈地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結晶。它不僅在理論上豐富了經濟新常態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寫了新篇章，而且在實踐上開創了我國改革發展、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新紀元。 

　　中國經濟時報：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你認為，自2016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哪些積極成效？ 

　　劉元春：自2016年以來，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積極成效，一是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理論框架，明確這一改革的內涵、戰略定位、基本理念、核心目標、主要方法和實施路徑，為推進改革提供了藍圖。二是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的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而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全社會統一認識奠定了思想基礎。三是黨中央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重點任務等各個層面進行科學部署，各級政府和行政單位根據中央的部署形成配套實施方案，避免了過去一些改革流於形式、難以落地、難以找到突破口的局面。四是以“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抓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年度去産能任務提前完成，部分行業的供求關係得到全面改善，工業擺脫了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持續下降的困局，企業成本上升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降成本效果明顯，企業盈利水準明顯回升；房地産由於實施了因城施策等戰略，去庫存也完成了預期，截至今年上半年，三四線城市目前基本平穩。五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宣傳和戰略規劃的實施，各級政府和企業的發展理念發生了積極變化，經濟穩中向好，形成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共識和合力。 

　　這些階段性成果的取得，不僅證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構建和實施方向是正確的，而且為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推進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有哪些？該如何解決？ 

　　劉元春：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逾一年半，在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方面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新矛盾、新問題，應增強問題意識，著力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在理論創新方面，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將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並在框架和範式上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面對接；進而在全面規範和完 

　　善理論框架體系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範式和理論體系。二是當前學術界仍然存在或全盤否定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或全面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傾向。因此，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正確方向，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的養分，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研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三是對於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基本命題等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通俗化的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這妨礙了社會各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準確、深入理解，在落實中容易出現“跑偏”現象。深化理論研究，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體系化、系統化、通俗化，對於繼續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實踐深化方面，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一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夠深入，影響了改革實施效果。一些實施部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內涵理解不夠到位，一些地方在推進改革中出現了簡單化、表像化、運動化的問題，沒有因地制宜、創造性地落實中央精神。二是過度依賴行政手段推進改革，難以形成供求自我平衡的良性迴圈機制。比如去産能時，一些煤炭和鋼鐵企業將去産能簡化為“去産量”，導致很多産能存在死灰複燃的可能。因此，應更多用市場機制、法治手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重點不夠突出。一些改革沒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不夠明顯。一些地方在去産能的過程中沒加強對“僵屍企業”的整頓，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力度仍不夠，去杠桿用力太輕；一些地方偏重穩增長而輕視控風險，等。這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出現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明確今年下半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一步的側重點在哪？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何在？ 

　　劉元春：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的講話，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下一步應該以習近平主席系列講話精神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的思想與行動指南，系列講話精神有三大作用。一是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系。講話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産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講話還闡述了政府與市場、短期與長期、減法與加法、供給與需求四大關係，拓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思路，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明確了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結構性調整，不是對市場失靈的簡單修補，又不同於我國過去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而是對政府與市場關係進行重構的一場深層次的全方位變革。既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以促進生産力發展，更需要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推動深刻的生産關係變革。 

　　二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講話所論述的“穩中求進”“統籌推進、重點突破”“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以及把調存量同優增量有機統一起來等思想，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別是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提升到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提升到做好經濟工作方法論的高度，創新發展了改革方法論。因此，2017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穩大局、穩政策、穩預期的基礎上，有步驟、有重點、有方向地系統推進，力爭在關鍵領域有所突破。要把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保證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要遵循改革的邏輯，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制體制，適時推出各項基礎性改革。減少對行政手段的依賴，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進改革。既要抓重要領域、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又抓關鍵主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以重點帶動全局。比如，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在去産能方面，抓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在去杠桿方面，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在降成本方面，加大減稅、降費和降低要素成本的工作力度；在補短板方面，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等等。只有以重點帶動全局，才能實現關鍵性突破和整體性改善。 

　　三是拓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目前，改革的領域已從去年的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拓展到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和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四大領域。這標誌著改革的範圍從工業領域拓展到農業領域、振興實體經濟，從單純的房地産市場調控拓展到基礎性制度建設，從解決突出的表像性問題拓展到解決深層次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還要進一步拓展“三去一降一補”的廣度和深度。比如，去産能要向其他産能過剩的行業延伸；去庫存要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準，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桿要支援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要規範政府舉債行為；降成本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補短板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等。要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基礎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牽引作用，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在堅實的體制機制基礎上。例如，去産能必須與企業軟約束機制改革相聯繫，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去庫存必須與房地産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建設相聯繫；去杠桿必須與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須與各類成本形成機制改革相聯繫，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産泡沫，降低宏觀稅負；去庫存和補短板要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與農業農村改革相聯繫等。 

　　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的改革，最後都落腳到國有企業、政府職能、財稅金融、價格體制、農業農村、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領域基礎性、引領性改革上。今年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可以預見，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進一步推進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必將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