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幼升小遊擊戰：京籍家長瘋狂搶位 非京孩子遲早回家

　　北京幼升小“遊擊戰”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本刊記者|楊智傑

　　本文首發于總第808期《中國新聞週刊》

　　在剛剛過去的5月裏，賈盧漢不得不過五關斬六將。這個一年都發不了幾次朋友圈的人，突然在朋友圈裏發了一條“懸賞1萬元”的資訊。在最關鍵的那幾天，他一聽到風吹草動就不停地打電話問，晚上睡不著覺，到處找朋友幫忙。他的妻子對著他哭，問他，也是問自己，“為什麼我們要待在北京？”

　　讓這對夫妻陷入困境的問題是，他們6歲的兒子今年要進北京的小學。前人的經驗告訴他們，幼升小年年都是對家長的一場考驗，今年仍在繼續。儘管他們在過去兩年裏就一直在為此做準備，也自以為對北京幼升小的政策了解得很清楚，但是臨近關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是讓他們感到非常倉促，“計劃趕不上變化快”。

　　為了得到一個“學位”

　　作為一名“北漂”，賈盧漢在北京生活了將近12年。這期間，他成了家，立了業，但是沒買房子，也沒有北京戶口。早就聽説對非京籍人口幼升小的要求嚴，兩年前孩子4歲時他們就加入了各種與升學相關的論壇和微信群，隨時了解各種資訊，及早按照政策創造孩子入學的條件，相應地安排一家人的生活。

　　非京籍孩子上小學，對家長的要求主要是房子和社保這兩個方面。賈盧漢夫妻二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朝陽區，根據區教委近年印發的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要求，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父母中須至少有一方在本區務工且繳納滿半年社保。賈盧漢的妻子滿足以上條件，雖然他自己所在的廣告公司並不給他繳納社保。

　　賈盧漢原本打算自己也找一個公司挂靠社保，以防政策有變化。但是，挂靠公司交社保，每月要交1325塊錢，還要支付10%的服務費，半年下來需要花費接近9000元。越是臨近幼升小新政策發佈的日子，微信群裏越是不時傳出小道消息。比如，有人説，2017年的政策可能改變，要求家長交滿一年的社保。

　　他又聽到一種説法，“如果孩子父母有一方是法人，孩子就容易上學。”按照朝陽區的規定，非京籍父母如果是企業法人，需要企業註冊地址在本區，公司成立時間滿6個月，且有法人代碼證書和營業執照原件及複印件，不需要繳納保險。

　　權衡之下，賈盧漢覺得，為保險起見，不如自己註冊一個公司。2015年10月，他找到一家代辦公司註冊的機構，交了6000元服務費、一年5000元的“地址費”，以及會計做賬的錢，合計花了2萬元左右，就當上了“老闆”。而實際上，他和妻子兩人的工資加起來一個月還不到2萬。

　　五一假期過後就開始資訊採集了，非京籍家庭要準備的資料通俗地講叫作“五證”，分別是：在該區域務工就業證明、在該區域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該區域辦理的北京市居住證、以及戶籍所在地街道或者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證明他們的孩子在家鄉沒有人照顧，不得不隨同他們“暫住”在北京。

　　“五證”聽起來簡單，實際上有很多“道道”。例如，賈盧漢是租住房屋，按政策他需要提供“實際住所居住證明”，而這一項就包括：房屋租賃合同、繳納日期距離2017年5月17日之前滿6個月的出租房屋發票、房主房屋所有權證和房主身份證原件及複印件。

　　“五證”的要求近些年並沒有太大變化，賈盧漢按部就班地準備。五一長假回來，他跟房東預約去開房屋發票，需要帶上房東的房屋不動産證、身份證原件和租房合同。

　　沒想到，房東前一天還答應得好好的，第二天就反悔了。起初，賈盧漢以為房東想趁機要價，他在網上看過很多這樣的案例，少的給房東一兩萬，多的有被要了15萬的。情急之下，他提出額外給房東2萬塊錢，但是房東還是沒有同意。房東解釋説，他聽房地産仲介説，一旦給租客提供居住證明，如果自己有了二胎，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孩子入學。

　　房東的顧慮來源於朝陽區教委《關於2017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中的一條新規定：從2017年起，我區對適齡兒童少年入學登記的實際居住地址（憑適齡兒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房屋所有權證或不動産證書）實施記錄管理，實際居住地用於登記入學之年起，原則上上小學六年內只提供實際居住地址服務範圍內的一個入學學位（符合國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這個新規定被家長簡稱為——“六年一學位”。其實，北京市海澱區在2016年就實行了這樣的規定，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同樣是“六年一學位”，其中的含義還有不同。海澱區的規定是，“自該套住房地址用於登記入學之年起，原則上六年內只提供一個入學學位（符合國家生育政策的除外）。”朝陽區政策的“一學位”只限于有房産的家庭，並沒有包括租房者，但海淀限制的範圍顯然將兩者都包括在內。

　　為此，賈盧漢特意去朝陽區教委確認，租房者不佔用房東的“學位”指標。但是房東不相信，要求房東一起去教委證明有此一説，也被拒絕了。

　　為了讓孩子能在北京上小學，他只好另謀出路。朋友圈裏1萬塊錢的“懸賞”，就是為了求一個租房地址、開租房發票。為此，夫妻倆幾乎挖掘了所有的人際關係。幸運的是，兒子幼兒園同學的姥姥得知了他們的情況，同情孩子為了上個小學那麼難，這位好心的老人免費帶著賈盧漢去開了租房發票，這讓他們一家非常感激。

　　賈盧漢終於松了口氣，帶齊了資料去提交，卻被工作人員告知，“經濟適用房不能讓孩子上學，不能開租房發票。”他看到房本複印件上的確有“經濟適用房”5個字，心頭一緊。不過後來經多方確認，這只是虛驚一場，因為按照規定，經適房在滿足居住五年的前提下，購房人繳納了相關款項，取得該房産的完全産權後，就可以將該房産用於出租經營。

　　5月26日，賈盧漢的兒子終於收到了“聯審”通過的消息，接下來就等著給非京籍學生派位了。“對我們非京籍的人來講，只要孩子有學上，能陪伴著孩子一起成長就滿足了，不挑（學校）好壞。”説這話的時候，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和賈盧漢一樣為了孩子上學而絞盡腦汁的，還有他在朝陽區四惠居住的朋友王大海。王大海在去年得知海澱區“六年一學位”的政策時，就猜測今年朝陽區可能也會進行這樣的改革。他的房東有多處房産，並不在意上學指標。於是他提前一年就和房東簽好協議，如果朝陽區政策有變化，請配合他的孩子上學，自己也會按照市場行情給房東一些補償。

　　另外，他還做了一個備選方案，和在鳥巢附近居住的朋友打了招呼，一旦現在的房東反悔，他就及時轉到朋友那邊去。好在今年朝陽區的政策出臺之後，王大海的房東按照原先的約定配合他們解決了孩子入學的問題。

　　儘管如此，對於像賈盧漢和王大海這樣非京籍的居民來説，給房東或者相關人員解釋新的幼升小政策往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王大海在家長微信群看到有人吐槽：有個家長到稅務局去開租房稅完稅證明，結果，稅務局的工作人員強調朝陽區今年實行“六年一學位”，必須當場給房東打電話，通知他這次用了以後，6年之內都沒有“學位”了。

　　“朝陽區在規定出來之後，很多街道甚至稅務局的人理解得都不透。新政策不夠清晰，導致所有環節的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看法理解，只要有一個人的理解不對，家長辦手續就可能卡殼。”在北京某課外輔導機構專門做升學諮詢的石桓亦還運作了公眾號“小石頭侃升學”，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教委出臺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帶給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宣傳工作做得不到位。出臺一個政策，沒有做到讓相關民眾在第一時間很明白地了解這個政策。”

　　不過他也承認，小升初的點對點宣傳還行，因為孩子都已經在公立小學就讀了，通過小學可以直接聯繫到家長。“但是，幼升小的孩子非常分散，你通過什麼途徑找到他們呢？”

　　在網上搜索“北京幼升小、房東變卦”的關鍵詞，可以看到不少家長反映因為“六年一學位”而導致房東與租戶産生矛盾。“房子被賦予了很多的金融屬性，如果房東在未來兩三年賣房，買家要考慮學區的因素，這個肯定對房價有影響。”王大海這兩年一直關注幼升小政策，所以他在租房的時候，優先選擇了房東家沒有要上學的孩子、在未來幾年也不打算出售的房子。

　　去年，海澱區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海澱區實施“六年一學位”，主要是針對入學壓力大、需求過熱的學區。石桓亦認為，“這從本質上講，是為了讓你減少擇校的機會。但是反而會增加家長的成本，也會增加很多家長和房東之間的矛盾，我身邊就有無數的例子。但我覺得這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人們處理事情的方法問題。”

　　他提到的一種糾紛是房東和租戶談不攏價格，這種情況在去年開始實施“六年一學位”的海澱區更加突出。“明明學校很一般，租戶花幾萬塊錢換一個學位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房東坐地起價，一要就要十幾萬。”石桓亦説，“一旦出現糾紛，家長臨時根本找不到房子。有的家長提前就做好了功課，這個房子對應的是什麼小學。但是一旦有變化了，對其他學區一無所知。再想改變主意，還剩幾個月的時間，這個家庭就非常焦慮了。”

　　多校劃片試水，攪動學區房

　　多校劃片是今年北京市各區幼升小政策出臺後媒體和家長關注的焦點。北京市教委2017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意見顯示，“根據學位供給情況和戶籍、房産、居住年限等因素，積極穩妥探索單校劃片和多校劃片相結合的入學方式，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學規則。”

　　所謂多校劃片，就是一個房産對應2個以上的學校，這樣做，降低了學區房的功效。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認為，這樣是為了讓家長降低對購買學區房就能上某一所小學的期望值，避免學區房的過度炒作。

　　今年朝陽區首先出臺詳細規定：適齡兒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于2017年6月30日後取得的不動産權證書所對應的實際居住地址不再對應一所學校，適齡兒童少年依據該實際居住地址登記入學將參加所在片區的統籌分配。

　　這一規定被家長們簡稱為“630政策”。而實際上，今年的幼升小在5月份就已經提交家庭實際居住地證明，完成了入學資訊採集。換言之，“630政策”對今年入學的孩子並沒有影響。

　　京籍人士王松的孩子才1歲半，眼下並不面臨升學問題。但是為了讓孩子將來能進入優質小學，他賣掉天通苑的房子，多花了200多萬元，今年年初買下了芍藥居北裏小區的房子。按照去年的政策，這個小區對應的小學是人大附中朝陽學校小學部，這是公認的朝陽區“牛校”之一，孩子入學後還可以享受12年一貫制，即小學、初中和高中都在人大附中朝陽學校就讀。

　　但是4月下旬新規定的出臺，對他而言來得太突然了。此前他已經多方打聽，知道單校劃片政策很穩定，所以才花了這麼大的代價搬到這裡，沒想到手續沒辦完“630政策”就出來了。

　　當時房子還沒有過戶，他最大的擔心就是自己會在6月30日以後拿到不動産權證書。那樣一來，孩子將來必須服從多校劃片，從昌平區折騰到朝陽區，甚至為了省掉二套房要交的高額契稅還和妻子辦了假離婚，這些付出就都白費了。

　　好在不久他就拿到了不動産證，但王松心裏仍然不踏實，他就像考試做題一樣反覆研究各區政策。經過橫向對比他發現，其他區都沒有多校劃片的具體政策。他擔心在整個北京義務教育政策改革的背景下，今年所説的6月30日前拿到不動産證的就維持單校劃片的規定，在4年後孩子幼升小時是否依然算數。“假如換一屆區教委的人，一拍腦門政策又變了，我們怎麼辦呢？因為我的孩子並不是這兩年就上學的，所以還是不放心。”

　　另外，他發現，自己所在小區周圍的多校劃片很不合理，教委發佈的居住地對應學校查詢系統顯示，該小區除了樓下的人大附中朝陽學校，還多對應了兩個2公里以外的小學，它們並不屬於芍藥居北裏所在的太陽宮片區。而3公里外的小區裘馬都卻捨近求遠，劃入人大附中朝陽學校，甚至2公里外並不相鄰的高檔小區冠城大通瀾石和聖馨家園竟然實行單獨劃片，都對應著離他的新家最近的人大附中朝陽學校。

　　“教育改革我們理解，但劃片劃得莫名其妙，也沒有經過聽證會就宣佈了，公共政策怎麼能這樣出臺呢？”王松感到疑惑。

　　今年2月下發的《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夠均衡、群眾擇校衝動強烈、“學區房”問題突出的地方，要一手大力推進均衡發展，一手積極穩妥推進多校劃片（隨機搖號、派位），片區調整時要按照依法治理的思路和辦法，由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邀請相關單位和家長代表充分參與，增強劃片工作的認可度和公信力，新舊片區變化要設置合理的過渡期限。

　　《汽車商業評論》雜誌主編賈可也是芍藥居的業主之一，他發長微博稱，“本次劃片工作既未在事前徵求芍藥居家長意見，也未在事後公示任何劃片依據和原則。”

　　5月4日，芍藥居10位業主代表在太陽宮社區信訪大廳與朝陽區教委孫科長當面溝通，最終得到答覆：“630政策”之前的業主，2017年以後幼升小單校劃片不受影響；此外，劃片的問題，由於今年制定政策時間緊張，對應學校沒有仔細檢查，就大致把周圍的學校給填上了，回去會馬上調查。

　　其後，朝陽區教委兩次更改對應學校查詢系統，並於5月6日改回到2016年的政策，網站上不再顯示和“630政策”有關的資訊。這個變化讓家長們更加焦慮，賈可説，“到底朝陽區入學教育改革是如何進行的，僅靠查詢系統通知各位家長自行解讀嗎？”王大海也在關注“630政策”，他認為“政策的模糊和不確定，以及在執行過程中的隨意性，是讓家長最失望的地方”。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更合理的學區治理“應該是一個開放式的民主的治理機構，政府官員、立法機構成員、校長代表、學生家長代表、校友代表、社區人士代表都參與學區治理當中。包括學區怎麼劃、是單校劃片還是多校劃片，這都不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的，而應該是老百姓共同參與決策。現在是政府部門來決策，因此可能大家不太理解，會引起爭議”。

　　事實上，北京市教委在3月25日宣佈將繼續擴大多校劃片範圍之後，多家媒體對學區房進行了報道，紛紛猜測學區房或將貶值。但石桓亦並不認同這種猜測，“還要看政府如何實施。”他認為，整體房價不會有太大變化，多校劃片最多是把家長的焦慮從“怎麼去某一個小學”轉移到“怎麼進入某個區”。“現在規定説要搖號，但是對家長來講，似乎除了買房，在幼升小上面，沒辦法幫孩子做任何其他事情。原來我的房子對應的小學沒人想去，現在竟然多出了個某知名小學的名字。別管機會是大還是小，但畢竟是有機會——這仍然是房子升值的重要依據。”而這一切背後的根源，在他看來，還是北京的優質教育資源和基礎資源不均衡。

　　熊丙奇也認為，實施多校劃片，是因為學校與學校之間存在比較大的教學品質差距，一方面降低學區房的擇校功能，另一方面能讓條件薄弱的學校所對應的社區的學生，也有機會進入好學校。“學區內各學校辦學品質能不能做到均衡，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多校劃片只是一個手段，實在的做法，是縮小學校間的差距。”

　　有些買了學區房的家長則顯得比較委屈，“我承認教委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可以逐步地用教育集團、好學校拉差學校的方式，把學校教育品質之間的差距淡化一些。用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讓老百姓買單，確實有點不公平。”王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熊丙奇認為，多校劃片也會給教委帶來麻煩。在該區域買房的家長會有意見。如果學區內各校教育品質差距大，則熱門學校受追捧，教委提出電腦搖號，可是，是否有暗箱操作呢？這方面難免會出現“陰謀論”的看法。

　　在朝陽區“630政策”撤回的同時，6月份，西城區宣佈首次嘗試“幼升小”多校劃片派位，説是為了“一定程度上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範圍”。該區共有3所學校通過多校劃片方式招收新生，共6個班名額，涉及5個學區。分別是西師附小展覽路校區面向展覽路學區招收兩個班；黃城根小學面向新街口學區和什剎海學區各招收一個班；北京育才學校面向大柵欄椿樹天橋學區和陶然亭白紙坊學區各招收一個班。

　　值得一提的是，西城區的多校劃片是通過新增學位來保障的，學校原先在本學區內的招生計劃不受影響。在北京某幼升小論壇上，家長們評價這是件對孩子“利好”的事情。

　　在石桓亦看來，京籍和非京籍家長的焦慮是不一樣的。非京籍的家長都清楚，孩子將來無法在北京高考，遲早是要回老家的，而且越早回老家越好，或者直接走出國的路線。但是，對北京籍的家庭來説，大家會産生攀比心理，希望孩子能一路都上好學校。他們考慮的是，北京的幾個超級中學實力強大，校友、環境註定了進入這些學校的孩子將來的社會地位和事業發展方向。“所以，向上晉級的心態和中産階級的焦慮驅使著他們強烈的擇校慾望。”

　　而像賈盧漢和王大海這樣的“北漂”，在意的只是孩子能在自己身邊上學。他們聽説朝陽區多校劃片後來停止了，心裏也有些不滿，“我們覺得教委的最大問題是政策的不確定。我們根本找不到依據來指導明年能做什麼。如果你説租房者也是‘六年一學位’，這個要是真的實行的話，很多非京籍的孩子都不好在北京讀書了。大家會早點做準備，可能沒來北京的孩子乾脆就不來了，或者早點聯繫私立學校。可是很多時候偏偏到了審核的節骨眼上，才宣佈新的政策。”

　　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的政策出臺時間基本上都比往年晚了一週左右。“政策出臺太晚，導致人們已經按照老政策行動了，最後你才告訴我變了，大家不滿意的是這個。”石桓亦説。

　　實際上，2017年的北京幼升小政策更加嚴格。例如，根據審核，不符合實際居住條件的，都不具備入學資格。集體戶口較多的西城區則規定，集體戶口的適齡兒童被率先納入多校劃片。在豐台區，對二手房房主的子女實行多校劃片排位入學，提高了門檻，該區期望此舉能為學區房降溫。

　　北京市基礎教育資源緊缺的局面似乎一時難以緩解，不論出臺怎樣的政策，幼升小及與其緊密相關的學區房問題很難真正降溫。

　　2017年年初，北京市衛計委主任方來英提到，2016年北京新生兒達到28萬，並且預計生育高峰還將持續兩年。石桓亦分析，二胎政策開放後，對“學位”的需求越來越大。“但是‘學位’數量是固定的，京籍的學生家長都在瘋狂地想佔據一個好的位子，非京籍的孩子又能去哪兒呢？”

　　（文中家長姓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