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女孩辦自閉症學校：被家長期望“綁架”的路能走多遠

　　在山西太原，有一家民辦自閉症康復機構名叫“靈星特教學校”，90後李小姣是這家機構的負責人。這個康復機構7年搬家4次，李小姣不僅要忍受各種折騰磨難，還要面對各種非議：有人説她的學校有69個孩子，每個孩子都是收費的，她可賺了不少錢；還有人懷疑，她挂羊頭賣狗肉，是不是借著辦學有別的神秘企圖；還有人説，她就是年輕一時興起，“過把癮就死”，這樣的機構不會幹長久的……

　　真相到底如何？帶著這些疑問，中國青年報 中青線上記者近期兩次專程來到山西太原市郊的這所學校，一探究竟。

　　“自閉症和抑鬱症有什麼區別？”

　　今年4月，“世界自閉症日”前夕，造訪山西太原靈星特教學校的好心人一下子多了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自閉症了解不多。記者第一次見到的李小姣穿著藍色大衣，扎著馬尾辮，抹著口紅，看起來很利落，有一份超過年齡的成熟。

　　一個上午就得接待兩三撥兒客人，説著差不多的話，早上11點鐘，李小姣喝了一口水，起身準備把客人送走。經過大班的教室外，門突然打開，“救命啊！”自閉症孩子傑傑奪門而出，參觀的客人一下子愣住了。李小姣順勢從背後一把抱住小傑傑。

　　傑傑特別喜歡動畫片《熊出沒》，上著課，這個孩子會突然跑到教室最前面，對著鏡子喊一句臺詞。與外人的想像不一樣，自閉症的孩子大多沒有攻擊性，但卻難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沒有經過訓練，甚至連關係最親密的父母叫他們的名字時，他們也會無動於衷。

　　自閉症也被稱為孤獨症。2015年就有媒體報道，北京、深圳、廣州等地調查顯示，我國的自閉症譜係障礙者比率約為1%。以此推算，全國自閉症個體可能超過1000萬人，0至14歲兒童的數量超過200萬人。

　　她，憑什麼有這麼多的愛心

　　與很多年輕女孩一樣，李小姣懷揣夢想，從山西忻州到省城太原上大學，在當地電大念教育管理專業。只要有時間，她就在老師開的心理機構做輔助教師。

　　正是在這家心理機構裏，她遇到了三歲半的小男孩超超。她想和超超一起玩，可是，孩子看了她一眼，眼神就飄走了。這是李小姣第一次接觸自閉症兒童，對他們的認知幾乎為零。

　　“太可愛了。”李小姣對孩子有天然的好感。

　　如何發現孩子患有自閉症？很難！絕大多數的情況是，直到孩子兩三歲，家長才慢慢發現他們聽不懂指令。如何治療？沒有藥物，甚至致病原因都是謎，只能通過康復訓練，一點點提高孩子適應社會的能力。

　　李小姣試圖嘗試的第一關就遇到攔路虎，喊超超名字時，超超無論如何都不回應。

　　實際上，自閉症孩子不是語言器官有問題，關鍵是如何誘發他們發音的興趣。為了激發起對常人來説根本不是問題的所謂“發音興趣”，每次超超玩玩具時，李小姣就把玩具收起來轉移他的注意力，隨後她一邊叫超超的名字，一邊對著他做出“ai”的發音。

　　超超好不容易學會了口形，卻發不了音。李小姣買來發音圖，琢磨人體發音原理，“摸著超超的肚子教他運氣”。就這一項，李小姣就教了整整一週。

　　李小姣以山西女孩特有的韌勁，教超超説話。八九個月後，“媽媽”“蘋果”這些詞語超超終於都會説了。對於自閉症孩子來説，這是巨大的自我突破。這樣的反饋，激勵著李小姣。

　　但新的任務又擺在面前——若要連起來説句子，“媽媽，我要吃蘋果”，對於自閉症孩子來説難於登天。

　　超超想吃蘋果時，李小姣就讓超超説：“你要吃蘋果。”超超説：“你要吃蘋果。”李小姣糾正説：“我要吃蘋果。”超超學一句：“我要吃蘋果。”

　　第二次，超超還是不會説，李小姣説：“不是，你要説，你要吃蘋果。”超超還是學著説：“你要説，你要吃蘋果。”

　　幾輪下來，李小姣把自己也繞進去了，幾乎每天都會陷入這樣的死結中。“太難了！”她感嘆。

　　有人懷疑，一個小姑娘憑什麼有這麼多的愛心？單純算經濟賬，教自閉症孩子並不划算，甚至是賠本賺吆喝。實際情況也是，苦撐到2009年夏天，這家機構決定不再接收自閉症孩子了。

　　有一天下午，超超的媽媽來接他回家，超超躲在李小姣的後面。孩子突然從嘴裏蹦出幾個字：“李老師啊！”這樣的話從他嘴裏説出來，是多麼不容易，只有李小姣能掂出其中“發自肺腑”的分量！每當回憶到這一細節，李小姣眼裏都會盈滿淚水：“捨不得孩子呀。”

　　超超的家長只能讓孩子上普通幼兒園。第一天放學，園長就告訴超超父母，無論如何都不能接收這個孩子。

　　超超的父親，一個不到40歲的男人，哭著求李小姣教超超，自己是家裏的頂梁柱，如果不上班，家裏就沒有任何經濟收入。面對超超父親懇求，李小姣咬著牙説出了擲地有聲的三個字：“沒問題！”

　　實際上，這個時候，李小姣自己還沒有畢業，怎麼辦？“晚上可以教超超呀，乾脆按照他父母的想法，住到他家，不要一分錢。”外表看起來很柔弱的李小姣面對記者説出這個幾乎把自己“全搭進去”的決定，意外地很堅定，很坦然。

　　5歲的超超再去醫院復診時，連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孩子進步太大，不僅認識了很多字，而且還會彈電子琴。在後面排隊復診的家長聽説超超的故事，趕緊找他父母打聽情況。

　　“很快就有四五個家長找到我，希望幫幫他們家的孩子。我想一個孩子也是幫，多幾個也沒問題。”李小姣説。

　　就這樣，一到晚上，超超的家就變成了學校，晚上9點至10點給超超上課，另一個孩子10點至11點，一直排到12點。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在超超家教課，即使很累，不到20歲的李小姣依然充滿熱情，孩子一有進步，自己就像打了雞血一樣。

　　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2010年，李小姣寫畢業論文等著畢業。一位家長建議她，乾脆自己辦一個機構。

　　“可以呀！和孩子都有感情了。”彼時，李小姣想法很簡單，總認為這些孩子能恢復到上普通幼兒園，自己的任務也就完成了，辦機構不是一件長期的事。

　　如同很多大學畢業生喜歡間隔年一樣，她想著花一年時間做想做的事情。之後，按照家長的想法，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份穩定的愛情，開始新的生活。但實際的進程如何呢？

　　她，憑什麼説服父母

　　在外人看來，李小姣簡直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

　　父母希望她回到老家忻州，朝九晚五，做一個大家眼裏的乖乖女。她卻偏不，覺得“年紀輕輕，不能被束縛住”。她還想從父母那兒借兩萬元，打算租個房子。在父母看來，她走火入魔了。

　　家庭矛盾一觸即發，一向寵著她的父親首先不幹了，“太天真了！”李小姣採用迂迴戰術，找到爺爺奶奶訴苦，把來龍去脈説了一遍，李小姣言之鑿鑿：“這是行善積德的事情，總比無所事事強吧？”

　　“父親是個孝子，爺爺奶奶特別慣我。”李小姣在僵持中撕開了一個口子，試圖逼迫父親“就範”。

　　奶奶把李小姣的父母叫到一塊，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年輕人有一個目標不容易，為什麼不讓她試試？”説罷，當場拿了兩萬元現金，一把塞給了李小姣。

　　自由是要靠爭取，但接下來如何用好這份“自由”？在太原城北部的北大街，她花了1.5萬元租了一個不到100平方米的房子——為的就是離超超家近一點兒，用了剩下的5000元買鍋碗瓢盆和教具。一向不為錢發愁的她，突然發現錢根本不夠花，就連教學的黑板都買不起了。

　　於是，她試著操持這個“新家”，去裝潢材料市場買一塊三合板，涂上墨，自製黑板；沒有桌子，她就從小區撿來一批三條腿的桌子，自己釘上桌腿。

　　買菜、做飯、上課……既要做老師還要做保姆，她發現每天的時間根本不夠用，就連晚上睡覺做夢都在琢磨如何教4個孩子發音。但在這些付出的背後，除了每個孩子每月300元的伙食費，她再沒有任何別的收入。

　　就這樣，學校磕磕碰碰辦到了第四個月，李小姣的健康也拉響了警報：連著發燒3天。上課不能中斷，只能電話求助母親來太原幫自己做飯。第四天夜裏，李小姣突然休克了，母親馬上撥打120急救電話。

　　第二天她醒來，父親已經坐在了病床邊。父親第一次吼了李小姣，這是他倆第二次衝突。

　　李小姣説：“我剛有這一點兒希望，不能放棄。”她父親抬起手要打她，李小姣哭著説要堅持，父親沉默了。

　　醫生的診斷結果是腦炎，父親沒有再責怪李小姣。李小姣出院後的一個月，媽媽負責做飯，父親則成了她的助教。有的小孩想要跳舞，跑到小姣爸爸的身邊，叫他：“爺爺，跳呀跳呀跳！”李小姣發現，父親看孩子的眼神比自己更溫柔。

　　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父女之間的觀念鴻溝，被這群孩子給抹平了。父母要回老家上班，臨行前，父親找她談話：“我給你請一個做飯阿姨和一個輔助老師。”李小姣有些激動，又有些慚愧：為了個人的一點小夢想，把父母一同捲進來。

　　李小姣的“機構”沒有收費，沒有盈利模式，意味著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有朋友覺得她不負責任，她卻認為“還沒畢業，給自己留點折騰的時間”。

　　一個不到20歲的小姑娘，辦一個學校談何容易？這些孩子，在屋子裏蹦蹦跳跳，鄰居不堪其擾，插著腰到府找李小姣理論，她只能賠笑。李小姣説：“鄰居天天敲門，一聽到敲門聲我就緊張。”

　　那就帶孩子出去玩。有自閉症的孩子對小汽車的車門把手感興趣，不管汽車是否行駛，都會衝上去開車門；有孩子對門禁的數字鍵盤感興趣，從一樓一直按到六樓；有的孩子對門口對聯上的字好奇，就跑過去撕掉。

　　鄰居忍無可忍，一棟樓所有住戶給房東打電話抗議，就連物業也威脅她，再不搬走就斷水斷電。迫於壓力，她不得不再找房子。第一次，房子只租了10個月。現實的難題接踵而至。

　　她，憑什麼來維繫公益學校

　　馬鈴薯是什麼？超超認識圖畫裏的馬鈴薯，現實中的馬鈴薯卻不認識，自閉症的孩子不善於聯想。於是，李小姣買菜帶著超超，告訴他裹著泥土的也是馬鈴薯，一聽到是馬鈴薯，超超就跑到菜攤拿起馬鈴薯就啃。攤販破口大罵，李小姣趕緊道歉，對方卻不依不饒，她覺得很委屈，護著超超和對方吵架。

　　為了讓孩子融入社會，李小姣會帶著孩子去超市體驗生活，有的孩子特別喜歡捏碎速食麵。有時候，李小姣一邊推著購物車，一邊追著孩子，把捏碎的速食麵買下來。

　　有人不解，李小姣這樣做是為了什麼，追求什麼樣的價值？面對自閉症的孩子，李小姣就像一台高速運轉的機器，甚至會激發出這個小姑娘的母性，保護著這群孩子。

　　“有感情了，很喜歡他們。”她的理由很簡單。

　　第二個小區，待了幾個月，與第一次一樣，房東又讓她搬家。2011年，第三次搬家，這一次房子面積達到了156平方米。遇上的這個好房東，被李小姣感動了，二話沒説拎著禮物，拜訪了一樓到六樓所有住戶。

　　這時候，李小姣儼然成為“孩子王”，帶著8個孩子招了4名老師，每個孩子收費1500元，就這樣她一直維持著。

　　“不怕別人敲門了，最怕老師説不幹了。”老師的工資每月只有1200元，週末沒有休息，孩子也不好帶，好不容易招聘到老師，沒兩天就會被嚇跑。

　　帶自閉症的孩子有多難？李小姣心裏最清楚，她為了減輕招聘過來的老師的負擔，與他們有一個約定，這些老師只負責帶孩子。孩子若尿褲子換洗衣服，都由她來。

　　一次放學，李小姣正與家長交流孩子學習情況。一個孩子把大便拉在褲子上了，弄得滿身都是，她讓一旁的老師先把孩子褲子脫掉，這位老師沒有動。

　　到了下週一早上，4位老師都沒來上班。李小姣一一給老師打電話，結果沒有人接電話。她突然慌了，老師們竟然集體出走！她感覺有些絕望，最先想到的是媽媽。她慌亂中，給母親打了電話。

　　中午，母親就帶著李小姣的嫂子出現在門口。李小姣一下子撲到母親懷裏，雙臂箍著她的身體，眼淚吧嗒吧嗒流了下來。“最難的時候你都過來了，這次也能走過去。”媽媽安慰小姣。

　　3人很快分工，嫂子負責網上招聘老師，母親做飯，這所微型學校又恢復了運轉。此後，嫂子也留下來成了這裡的員工，老師也慢慢招聘，隨之沉澱了下來。

　　2014年，學校也隨之變大，租了兩處房子，有20來個孩子，8名老師。很快，太原本地媒體關注到學校，愛心人士隨之而來。

　　一位朋友，給李小姣推薦了一個場地，室內500平方米，室外1500平方米，租金每年22萬元。

　　“墻是老師自己刷的，傢具從其他地方搬過來，把擋板鋸掉就當桌子，加上一些愛心人士捐助的小床、小桌，學校就置辦齊了。”中國青年報 中青線上記者在她的辦公室看到，所有傢具都不配套。

　　家長認同李小姣，但這樣的民辦學校能否被社會廣泛承認？李小姣回憶給學校辦證的經歷也是一肚子苦水：2010年，只有四五個孩子，想辦證不夠格；2012年，諮詢結果辦證有困難；2013年決心辦證，民政部門工作人員也很理解，但囿于政策還是辦不成；2014年，打了一個擦邊球終於辦成，註冊成靈星社區服務中心；2015年，她想辦法變更了業務範圍，加上了自閉症兒童康復訓練、智障兒童康復訓練，但“教育”倆字還是不能寫。

　　2015年，學校有30多個孩子；2016年，收了50多個孩子。孩子多了，學校成本也水漲船高。有人質疑她：辦學校收費，就是為了盈利。2015年，她父母為了支援她辦學，賣了老家一套房子，拿到26萬元。“我爺爺是做生意的，這是給我爸爸的房子，這個錢早花完了。”她説。

　　李小姣算了一筆賬：如今，老師共有29人，每月發工資4萬餘元，每年水電房租22萬元，教具需要每年更換，損壞率相當高。

　　“從去年到今年的10月，資金的缺口預計在7萬元左右，還不包括孩子外出培訓的費用。”李小姣説。

　　為了彌補缺口，李小姣在她的辦公室，貼了一張需求清單，從小球到課桌，方便來訪的愛心人士認捐。

　　她，憑什麼讓低收入的老師跟著她幹

　　自從開辦學校，她不得不與各種人打交道：見過有“好心人”，帶著很少的慰問物品，扯著橫幅，讓學生們配合拍完照片，拍拍屁股走人。

　　儘管如此，她不得不接待大量訪客，原因很現實：能給學校減輕負擔且讓更多的人了解自閉症。

　　她想了很多小項目：愛心大廚項目，志願者可以幫孩子提供一天的新鮮飯菜，大約在500元左右；生日項目，志願者眾籌兩個蛋糕，給當月生日的孩子過集體生日；愛的首富項目，比如6月的第一天，給孩子捐款6.1元或者61元。如今，靈星學校有志願者100多人。

　　在這裡，老師的每月收入只有1200元，為什麼這些年輕人願意在這裡工作？

　　“2012年暑假，我過來幫姐姐，她特別不容易。”學習護士專業的和曉宇，是李小姣的表妹，“當時我也沒有打算久留，與孩子相處久了之後有了感情，就不想走了”。

　　記者在學校的後廚，見到55歲的張樹英和48歲的張建英，她倆是李小姣丈夫的二姨和三姨。她們負責孩子們和老師的一日三餐，晚上還要照顧十來個住宿的小孩。儘管很辛苦，她們在這裡並不拿學校一分錢的工資。

　　“她開個學校不賺錢，剛開始我們也不理解。”三姨張建英説。

　　二姨説話帶有濃重的忻州口音：“如果沒有這個學校，這些娃娃家長不知道該怎麼辦。” 實際上，二姨和三姨的家庭收入穩定，但算不上富庶。李小姣經常會買衣服犒勞勤勤懇懇的二姨和三姨。

　　李小姣最困難的時候，是發不出老師的工資。彼時，小姣還沒正式結婚，男方就悄悄把自己的車賣了，5.5萬元悉數交給李小姣。

　　如今，已為人妻的李小姣與丈夫因為工作分居兩地，老公沒有怨言，賺的錢全部交給她來保管，補貼學校用度。這一切，親人都看在眼裏，篤定地跟著小姣幹。

　　老師們的這份愛心到底能維持多久？老師趙艷説，帶著孩子每天心情都會很好，老師之間很單純，沒有職場上勾心鬥角的煩惱。

　　這支團隊的“小氣候”是什麼樣的？1990年出生的李林峰是這裡唯一的男老師。早上6點半起床，8點40分到學校，穿越大半個太原城，公交加自行車，需1小時20分鐘。

　　“這裡不是來錢的渠道，但我自己真的挺喜歡做老師的。”李林峰直言。

　　有朋友看他拿工資不多，加之沒女朋友，認為他做事太理想化。他卻不以為然：來這裡工作帶著理想的理性，自己有長遠的職業規劃。

　　他坦言，一方面男老師在特殊教育領域比較少，可以大有作為，為此他專門考取國家心理諮詢師資格證書。另一方面，靈星學校規模不小，如果以後學校運營得到政府的資助，老師也會有一個好的出路。

　　記者問李小姣，未來靈星學校的出路在哪？“希望政府能管起來，老師就有保障了。”她説。

　　以前李小姣總懷有希望，自閉症的孩子能突然變好。如今，她變得更加務實，學校要長期辦下去，絕非一日之功。在給老師開會的時候，她提出一個願景，把學校變成山西自閉症孩子的“清華大學”。

　　“一定要做成山西自閉症孩子們最好的康複學校。”她期望有一天，老師的身份從民辦教師變成公辦教師，老師的五險一金都能有著落。

　　李小姣介紹，靈星學校目前還沒有得到政府部門的一分錢幫助。記者就此前往太原市民政局，社會工作辦主任左耀紅聽説過李小姣項目不錯，“不是咱不給錢，是真沒錢”。

　　她解釋稱，如果要對靈星進行資助，就要以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可是目前太原市還沒有把政府購買民間社會組織服務列入財政預算，民政局也在推動這項工作。

　　另據知情人分析，周圍省份的省會城市基本把購買這項服務列入政府財政預算，太原在這一領域算是落後了，可能與財力有限相關。

　　好在李小姣並不孤獨。記者在採訪時得知，今年她從當地殘聯獲得了一個項目。去年，團太原市委幫著李小姣眾籌了6台空調，安裝在陰面的教室，冬天孩子不會受凍了。

　　團太原市委副書記杜志強介紹：“去年看了李小姣的學校，大夥都很感動，青聯募集了4.2萬元的資金，買了空調並把剩下的錢交給了學校，還專門辦了捐贈儀式。”團組織還邀請了當地多家媒體參與，一下子提高了李小姣的知名度。

　　她，憑什麼面對家長期望的“綁架”

　　看著李小姣開私家車上班，有的青聯委員不能理解，公益人的生活能這麼好嗎？

　　這樣的説法傳到了杜志強的耳朵裏，他還把資助李小姣的青聯委員叫到一塊談心，“為自閉症兒童開辦專門學校，並不是什麼個人的義務，李小姣賣了房子做這個事，太難能可貴。”

　　莊帥帥是李小姣的同事，在她看來，在山西，很多人對公益的認知，還停留在免費的水準。“公益的概念是付出愛和行動，公益是有成本的。”她説。

　　在靈星學校，收費從1200元~1500元不等，有的孩子語言課程需要一對一上課，還有一些普通課程需要一對二或者一對三上課。整體而言，學校師生比在1：2。這樣的公益，做起來依然有些捉襟見肘。

　　更大的壓力來自家長。記者在採訪中遇到了然然的奶奶，她一手拿著書包，另一隻手拉著然然，正準備回到不遠處的出租屋，爺爺在家裏準備好了飯菜等她們回家。

　　“知道孩子是自閉症，孩子的父母瞞著我們老兩口離了婚，孩子怪可憐的。”奶奶的眼眶濕潤，孩子父親工作忙，老兩口從山西的一個地級市，帶著孩子輾轉于北京和太原做康復治療，已經花費幾十萬元。

　　即便老兩口是從公務員崗位退休，兒女的條件也不錯，但敵不過自閉症給這個家庭帶來的裂痕。對於奶奶來説，小然然情況變好，才是他們最大的期望。

　　17歲的大寶是靈星學校最“頭疼”的學生。與很多學生不一樣，他1米75的大個頭，鼻子下面長著鬍鬚，沒事的時候會呆呆地望著窗外。最讓人擔心的是他到了青春期，有段時間看到女孩子大腿就會用手去摸。老師們都不敢穿裙子上班，李小姣不得不專門給他買了一個假人模特。

　　“這是他的刻板印象，過一段時間就沒有這個習慣了。”李小姣解釋。

　　大寶的出生，讓他的家庭變得命運多舛。得知孩子患自閉症後，母親接受不了得了精神病，父親一個人帶著大寶在寺廟生活。孩子大了，父親不得不打工維持生計。這位北方的漢子，曾哭著跪著求李小姣收下大寶。

　　李小姣當然同意收下，可是大齡自閉症孩子管理起來太難了。到了青春期的大寶，午睡時不由自主地脫下褲子玩弄起自己的生殖器，其他孩子看到後，也脫褲子模倣。面對這樣的孩子，讓沒有成家的年輕女教師非常尷尬。但熟知自閉症孩子特點的李小姣在講述這些故事時一再強調，“不用擔心，他們沒有攻擊性”。

　　這些孩子長大了該怎麼辦？李小姣希望以後能建一個庇護性工廠，自閉症孩子可以在這裡做一些簡單的工作，比如給布娃娃裝填充物之類機械而單一的工作。

　　李小姣有一個設想，將來的學校有嬰幼兒部，家長可以陪同訓練；有技能部，進行簡單訓練；有庇護工廠和托養中心，讓不同年齡段的自閉症孩子都可以找到歸宿。

　　在太原，范世祿是李小姣的同行，比她年紀更長，開了一家名為方舟的自閉症學校。他坦言，類似民辦學校遇到的問題都差不多。

　　與靈星學校不同，方舟學校的收費更高，按照上課時間不同，每名學生每月收費2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老師的收入從1000多元到四五千元不等，“老師的收入上不去，民辦學校就留不住人才呀！”

　　“做類似學校太難了，一方面我們要做‘老闆’，維持機構運轉，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做公益人，接受良心道德的考驗。”

　　作為90後，辦自閉症學校是不是意味著自己“綁架”了自己？“不是，是家長的期望綁架了我。”李小姣回答。

　　李小姣發現，有自閉症孩子的家庭，如果不把孩子送到相應的學校，家裏至少要有一名家長全職照顧。不少靈星學校的孩子，都來自山西其他地方，需要由家長在太原租住房子照顧孩子。

　　“不能太慣著家長。”作為同行的范世祿有不一樣的觀點，自閉症孩子最終還是要回歸家庭和社會。目前，學校幫著家長解決了困難，但客觀上會讓家長與孩子産生疏離，從長遠看不利於孩子融入社會。

　　趙晶是山西黃河新聞網的記者，也是第一批採訪李小姣的媒體人，如今已經成為靈星學校的志願者。趙晶坦言，因為國內目前對於自閉症孩子教育的稀缺，很多家長把靈星學校當做救命稻草一樣，每個月花1500元孩子就有人照顧了，“家長的惰性越來越強，精神上越來越依賴她”。

　　“李小姣是騎虎難下了。”趙晶作為局外人觀察，從幾個孩子到有近70名孩子，他知道李小姣放手越來越難了。

　　有人曾問李小姣，有沒有考慮過提高學費，讓學校實現營利？“那一定會有一部分學生上不起學，就違背了我的初衷”。

　　李小姣永遠不會忘記的是有一位家長對她説過的一句話：“如果學校不辦了，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本文孩子姓名均為化名）

　　（原題為《被“道德綁架”的人生路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