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年輕的成年女性站在臺上，其中一位把手伸向另外一位的臀部，這時對方轉過身：“我不認識你，不要碰我。”她聲音很輕，有些羞澀。
站一旁的孫雪梅按捺不住，大聲示範：“我不認識你！不要碰我！我還沒到14歲，你想坐牢嗎？！”
這是3月22日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兒童防性侵教育課的一次演練。“女童保護”是由百名女記者發起的公益項目。作為發起人之一，孫雪梅正對40多位家長上課，模擬生活中孩子受侵害時家長要怎麼做。
孫雪梅從小在農村長大，她兒時曾親見自己的同伴被以“過家家”的方式猥褻。20多年過去，那個場景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她當時知道那是不好的事，但不知道該怎麼幫。
直到畢業後做了記者，了解到更多性侵案件，她發現，很多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年齡小，沒有接受過防性侵教育，也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如何應對。“我們在群裏聊，就想，能不能去講課，做點啥。”
“不知道向誰求助”
“女童保護”對外公佈了求助熱線，但有時接到求助電話，那頭是個拉長的童聲：“阿姨……”便不再説話，或者挂掉。“可能她自己還沒有想好怎麼傾訴，接到這樣的電話我們都很心痛。”志願者丁霞説。
性科普作者易衡的“微博女王C-cup”曾經接到“如雪花片一樣的私信”，來自網友的這些私信內容都是他們兒時被性侵的經歷。
易衡是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按照社會學調研方法，她設計了201個問題的《兒童性虐待／性侵犯（Child Sexual Abuse）問卷調查》在自己的微博上發佈，又通過粉絲群把調查問卷擴散到人人網、朋友圈、qq等網路空間。
結果，她的微博成了一個“樹洞”，不到一個月內收到17522份有效答卷。去年她參加一個論壇，關於性侵的材料寫了幾頁紙，但剛念了兩三個數據就念不下去，結果站在臺上，泣不成聲。
投遞到樹洞的秘密痛苦而壓抑。易衡對這些有效答卷分析後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害人在9歲之前經歷性虐待，90%的性虐待發生在14歲之前，60%的性虐待集中在5-10歲。同時，超過7成的受害人隱瞞了性虐待的事實，沒有告訴任何人。
“大家不知道把這件事告訴誰，向誰求助。”易衡説，那段時間，她自己也“焦慮症爆發”，想做什麼又“覺得什麼都做不了”。
熟人作案是性侵案件中的一大特點。“女童保護”根據2016年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案件分析發現，熟人作案的有300起，佔總案件的69.28%。而根據易衡的調查，性虐待的施害者也有三分之二是熟人。
有28萬粉絲的新浪微博博主陳昂（化名），曾發出一幅父親模樣的中年男子摸女孩臀部的動圖，三個多月內他收到了1500多個案例，這其中，大約一半涉及性騷擾，一半性侵，侵害者包括鄰居、老師、叔伯甚至父母。
一位13歲的女孩給陳昂發私信説自己被繼父性侵，她不敢報警，怕同學知道，也不敢找老師，擔心老師告訴同學。陳昂勸了她很久，説一定要報警，找不到長輩幫忙他可以找警察局聯繫父親那邊，或者他和網友陪她去警察局。
但女孩她説手機被繼父和母親沒收，只能到學校借同學的，“她沒有可信賴的長輩親戚。最後她媽也知道這事，威脅她不要説出去，她很害怕，選擇了妥協。”
這個女生開始一星期聯繫陳昂一次，一個月後就再沒有音信了。
起初，陳昂一打開微博就收到幾百條性侵傾訴的私信，傾訴者們言辭激烈，會用“畜生”、“噁心”、“病態”、“自卑感”……這樣的詞語。“我一般回復私信‘收到’。對於正在發生的性侵事件和問我怎麼辦的問題，我會進一步溝通。”但他發現，問怎麼辦的人不是很多。
易衡在調查中也發現，更多人只是傾訴，並不想要採取下一步行動。“（受害者認為）那個事已經過了，放棄去追尋正義。”
“我們能不能去講課？”
不少人在幼年時受到侵害，卻不自知。
知乎題主Sudy發現，在一個針對女性的網路社區中，有很多不滿14歲的女孩分享自己的第一次性經歷。
“有一個孩子8歲時被爺爺強姦了，她用的詞不是‘強姦’，而是一個很溫和的詞語，評論裏的人也覺得沒什麼。”Sudy感到很震驚，據她觀察，多數女孩發生性行為是被強迫或“什麼都不懂”。
“女童保護”曾在2015年對來自山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份的4719名學生（其中男生2170名，女生2549名）進行隨機調查，結果超過四成的兒童對隱私部位的概念認識不清或不知道。
孫雪梅記得，她上小學二年級時，課堂認詞語，老師讀到“斑鳩”這個詞就跳過去——“斑鳩”是一種鳥，它的讀音和當地對男性生殖器官的別稱一樣；而初中時，計生股的工作人員到她所在的鄉村學校講生理課，把所有男生都“轟”了出去，教室還特意拉上了窗簾。因為害羞，一堂課下來孫雪梅什麼也沒聽進去。
即使在一線城市，性教育普及程度也並不高。
上海一所公立小學的學生處副主任告訴澎湃新聞，學校沒有設立專門的性教育課程，對小學一到三年級的低年級學生，老師通常從行為規範方面告訴他們怎麼保護自己的身體，比如不能在大家面前把衣服脫掉，為什麼男女上廁所要分開，但這些也只是在班會課和課間休息時，遇到案例時才講。
“他們上學有人送，放學有人接，很少有與其他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很難有自我保護的意識，碰到陌生人其實是不知道怎麼應對的。”在這位老師看來，性侵問題和校園欺淩類似，是“比較沉默的狀態”，學生自己不講很難發現。
讓她困惑的是，“性教育課程如果開展的太早的話，家長會有想法，很多家長對這個問題避諱。”
3月22日那天，針對家長和孩子的防性侵課講完後，孫雪梅讓家長們提問。一位年輕的媽媽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兩歲女兒經常被8、9歲的表哥抱在床上壓在身下玩。該怎麼辦？”
還有一位媽媽説，自己的丈夫特別保守，如果聽到她跟孩子説防性侵的事，丈夫就説，你跟他説這些幹嘛？
有的家長不是不想講，而是“不知道怎麼講”。
上海家長徐琳是一位5歲男孩的父親。他告訴澎湃新聞，當孩子問到“自己是怎麼生出來的問題時”，他會用比較含蓄的方式來解釋，“比如説我會跟他講爸爸媽媽在一起互相愛對方就生出了他。”但當孩子問到“太具體、直白的內容時”，徐琳也會感到難以啟齒。他有時跟其他家長討論，比較困惑的是“如何把握性知識的內容具體、詳細程度”。
今年全國兩會前夕，“女童保護”邀請全國兩會代表委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提出將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填補未成年人性侵保護教育教案空白。
當孫雪梅意識到自己跟其他普通人一樣，對於已經受到侵害的人，能做的有限，但可以去幫助其他孩子防範性侵害時，她就想“我們能不能去講課？”
“讓更多孩子聽到”
2013年9月份，孫雪梅做記者時利用出差的時間，試講兒童防範性侵課。
第一站是雲南。在那裏，她一共給三所山區小學講課，但其中有一所學校事先不知道他們會去，有老師擔心“把孩子教壞”。在女童保護前期的課程推廣時，也有學校有過顧慮，“去講課，讓別人誤以為他們學校有什麼事。”
臺下學生大多四五年級，十一歲左右。一開始站上那個講臺，孫雪梅也忐忑不安，她曾經遇到多種狀況：在甘肅農村，帶孩子一起看防性侵手冊時，村裏的小女孩看到隱私部位就閉上眼睛説“好噁心”；而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上課，有小男孩站起來喊，小雞雞！……”
她話鋒一轉，認真地對澎湃新聞説道，“遇到這樣的情況，你千萬不能不好意思，而是要很耐心地講，你不好意思，孩子更不好意思，會覺得這是羞恥的，不可以説的事情。”
“女童保護”的志願者丁霞始終記得第一次講課的經歷：那是2014年在河北承德的一所鄉村小學，底下坐著1-3年級學生。教室很破舊，家長都趴在窗戶上，眼巴巴地看著她。“家長很關心這個事，既關心，又害怕，害怕你給孩子傳輸不好的資訊。”
丁霞很緊張，有家長看著就更緊張了。沒有投影儀，她用板書在黑板上寫要點，邊寫邊給孩子講。她帶了兩幅畫過去，讓給孩子指出身體的隱私部位。
講完課，家長都聚攏過來，説“你們給孩子講這些啊，我們平時也想講，但不知道怎麼開口”。
最初，孫雪梅曾打算在課堂上給學生講真實的性侵案例，案例可以給孩子警醒，但心理專家提醒她，這樣做會嚇到孩子，她就去除了相關內容。
在2013年的多次試講、反覆討論和修改40多次之後，2014年3月2日，“女童保護”防範性侵教案兒童版第一次正式對外發佈。從山村小學到打工子弟學校，再到城市小學，“女童保護”教案考慮了各種不同的情形。從2013年到現在，防性侵教案兒童版已經有了52次修訂。
講課讓她們明顯感受到，農村孩子相對於城市孩子更內斂害羞，對身體的認識也更少。“比如我讓他指出隱私部位，他們會很羞澀，不好意思指出來。”丁霞説。而孫雪梅在甘肅農村給小孩子講課時，有小女孩會説“好噁心、好噁心”。
這愈發讓志願者們擔心：一些農村孩子不懂如何保護自己，受到侵害後也不知道怎麼辦，對留守兒童來説，更是缺乏家長指導。
2014年，雲南巧家縣一個女孩遭到老師性侵的案件曝光，女孩第一次被性侵時告訴父母讓幫她轉學，但父母沒有在意，把孩子罵回去了。結果後來女孩又再次被性侵。
鳳凰衛視曾把女孩的父親和孫雪梅請到現場，回憶此事時女孩父親痛哭流涕。
這讓孫雪梅深受觸動。“我就在想，這個孩子沒有人教過（防範性侵），否則的話就不會跟老師去了。其次家長教育缺失，如果家長懂的話，就可以教孩子，在孩子發出求救信號時也能讀懂。”
發起“女童保護”項目後不久，孫雪梅回到自己貴州習水老家的小學，給那裏的孩子上防範性侵課。為了讓更多孩子能來聽課，學校把食堂裏的桌子都搬走，只留板凳，留出更多空間。那次，有170多名學生來聽課，很多孩子是留守兒童。
“對不起”
孫雪梅記得，有一次，在珠海上完課，一個男孩跑過來，很開心地説，“（以前）沒有老師給我們上過這個課。”
孩子們會學以致用。在江蘇淮安，課程普及率比較高，有兩個上過女童保護課程的孩子，一次一起走在路上，其中一個被人拉走，馬上大喊，另一個急忙去報警，才脫險；而在一個北方城市，有學生在課上跟講師反映，電腦課老師上課喜歡動手動腳，這名講師跟學校反映了情況，將電腦老師調離了崗位。
成年人會在課後分享各自曾經的遭遇。孩子也會分享，但幾乎都是偷偷的。有孩子去老師賓館，給老師塞了一封信，就走掉了。也有孩子上完課後給講師發資訊，説自己很小，但已經發生性關係了。但講師再打過去就關機了。
易衡曾對收集到的17522份有效問捲進行分析統計，受害者沒有告訴其他人的原因分為幾類：
“當時不了解自己經歷了什麼，很久之後才明白”佔60.79%；“當時太小，不懂如何表達受害情況”佔47.13%；“認為事情已經發生，説了也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佔28.89%。還有佔樣本3.77%的人是因為“保護施害人而隱瞞遭受性虐待經歷”。
“女童保護”一位曾經遭受性侵的志願者陳露（化名）近期吐露了自己多年的“秘密”。已過不惑之年的她，曾在8歲時遭到鄰居叔叔連續三年的性侵，無人察覺。
“我總是想，要不要告訴媽媽呢？但是我不敢，我甚至並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陳露的媽媽很忙，忽略了越來越內向的女兒。
她獨自守著這個秘密，就像守著一個噩夢。很長一段時間走不出來，不願跟人交朋友。“直到今天，我仍然習慣走在人後，竭盡全力抑制自己回頭，害怕有一個男人會突然從背後抱住自己。”
2014年冬天，陳露看到“女童保護”的新聞，試著申請加入。她記得見到孫雪梅時，對方挺著懷孕了的大肚子，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你就做志願者講師吧，向老師和孩子們傳授防性侵的知識。”
陳露成為志願者後，很急切地想幫助其他孩子。在孫雪梅印象裏，她有時到一個地方，“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不休息地講課。”
有一次，陳露在課堂上向孩子們講述自己幼年時被性侵的經歷。後來，她接到了媽媽打來的電話， “對不起。”媽媽説著，在電話那頭哭了。
那天晚上，陳露睡了個好覺，夢裏不再出現“壞人”。
現在，“女童保護”每天都會統計最新公開的性侵案例數據。“有種急迫感，覺得這個事推得太慢了。”當了母親的孫雪梅，常常會想，如果孩子受到傷害，媽媽會有多絕望。
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有一天，穿著帶有“女童保護”標記的衣服走在小區裏，一個小女孩激動地喊，“女童保護！女童保護！”
“她説前一段時間，有個跟我穿一樣衣服的阿姨去她學校講課，説隱私部位不能讓人碰。”回憶這樣的場景時，孫雪梅覺得很受鼓舞。
[責任編輯：郭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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