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中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

　　“‘中等收入陷阱’可細分為‘下中等’和‘上中等’兩個階段，中國已經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結合全球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來看，正面臨‘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考驗。”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日前在其新書《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讀書會上做上述表示。

　　賈康認為，對於經歷“黃金髮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正在進入“速度下臺階”的“新常態”的中國，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這一問題，現實意義顯而易見。“不要以為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得總體還不錯，GDP年均增長近兩位數，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後只要照原樣一路發展下去，就可以銜接高收入階段的到來和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堅克難實現升級換代式的發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為前車之鑒。”賈康強調。

　　在賈康看來，可以將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兩類：一類是通過引領産業革命而主要靠技術硬實力和制度軟環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國和美國，另一類則是通過後發“追趕—趕超”綜合升級而度過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環境支撐下無論通過技術研發還是技術擴散或模倣，最終都達成了全球範圍內的技術領先水準，這一方面使本國經濟騰飛，另一方面也不斷從供給側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

　　賈康同時提醒，我們需特別注意的一種現實情況，是經歷“追趕—趕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國。“這些又引發了我們對制度和技術兩大成功支撐基點的相互關係的思考。通過考察和描述經濟增長實踐模型的演變，我們能夠看出經濟增長研究中對制度因素和技術因素的應有重視。‘制度’作為一項人們在不斷嘗試卻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與技術在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就成功者的經驗看，在經濟的後發追趕階段，技術受到外溢性影響而水準不斷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發展，而在趕超實現的階段上，往往是制度紅利得到更大發揮並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從而刺激技術自主研發進而實現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