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刊文：西方評級機構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杜靜：穆迪調降中國評級存在三大誤判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24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3調降至A1，同時將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

　　穆迪提出調降評級主要有三個理由，即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地方債及企業債將增加政府或有債務。專家認為，穆迪的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明顯的誤讀和誤判，評級結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預測，2018年中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産總值（GDP）比重將達40%，2020年達到45%。但事實上，2016年中國政府債務佔GDP比重為36.7%，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有望保持合理規模，2018至2020年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預計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李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説，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來，中國5年期國債信用違約互換（CDS）的基準價格在80個基點左右，而這一指標幾年前曾高達150個基點，這説明國際市場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風險在降低。穆迪公佈下調中國評級的消息後，離岸人民幣微跌，總體來説市場反應平穩。

　　其次，穆迪認為，中國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改革持續深化，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再次，穆迪在報告中稱，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準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這更是對中國法律和相關法規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等規定，穆迪的上述觀點不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財政事務部主任維托爾·加斯帕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示，從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政府債務水準仍然比較低。同時，中國政府的資産負債表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要健康，中國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産遠超負擔的金融債務，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火力”來管理債務風險。

　　自去年以來，不少西方機構和媒體多次談及中國債務風險。去年3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後來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

　　穆迪此次在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同時，上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似乎在顯示其評級的平衡與公允。但業內人士指出，穆迪此舉更多是一個技術層面的變化，在對未來前景持同樣預期的情況下，調低當前評級，展望就會上調。

　　有分析人士認為，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諮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首先，西方評級機構過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較大，主觀性較強，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性。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程偉力表示，2007年，新興市場國家獲得的評級通常比負債水準近似的發達國家低8到12個等級。隨著新興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2015年也僅僅縮小了兩個等級。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2016年股東大會上，“股神”巴菲特被問及為何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沒有得到3A最高信用評級時説：“這種信用評級根本是錯誤的機制，而且是阻礙不前的機制。”

　　其次，評級機構過度依賴歷史數據，評級行為高度順週期，難以做出前瞻性的預警。例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穆迪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仍一直將希臘的A1評級保持到2009年年底。要知道，A1評級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五高評級，這説明穆迪評級存在滯後性，缺乏前瞻性。

　　當然，儘管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信用評級存在偏差，我們不妨本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機構的觀點視為對防範風險的提醒，把風險管控進一步做牢做實。

　　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管控債務風險，包括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全面構建債務監管體制、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加斯帕爾所説：“中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債務風險問題，並已採取相應措施。”

　　（作者為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