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去雄安炒房？死了這條心吧

　　原標題：[解局]去雄安炒房？死了這條心吧

　　來源：海外網

　　從4月1日到現在，雄安新區的重磅消息熱度不減。曾是孫犁筆下婦女們劃著船、談笑著去打鬼子的白洋淀，在一瞬間雲集了天南海北而來、懷揣著現金與“夢想”的人們。

　　比如那些出現在媒體上的故事——北京人帶400萬現金只為購買雄安的一套小産權房，一位內蒙古的“土壕”7200萬買下八層樓、不願錯過“千年等一回”的機會連夜開車到雄縣買房的東北夫妻……像是獵手放出了飛鷹，像是鯊魚聞到了血腥。

　　且不論這些故事真假，炒房的資金涌向雄安，應當是這幾天不爭的事實。就連今天打車回家，不知名的電臺節目裏，主持人也在回應著聽眾“是否該去雄安周邊買房”的問題。

　　但他們撞上了墻。或者説，瞬間抄底、快進快出的炒房邏輯，撞上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模式。

　　安排

　　　這種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模式，首先從政府的安排和反應就可以看出——

　　4月1日，設立新區的消息剛出，炒房客便發現，雄安三縣全部房産過戶等措施被凍結。不僅一切售樓行為即刻停止，國有土地和農村宅基地審批也被凍結；之後新區發佈消息稱，嚴格貫徹“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精神，任何以收取定金、意向金等變相銷售“五證”不全商品房的行為，都是違法的，交易不受法律保護；

　　三天之後，4月4日，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宣佈，查處房地産建築領域違法違規行為765起，拆除違建125處，關閉售樓部71家、仲介機構35家，清理違規售房廣告1597條，嚴厲查處違規網上售房行為9起，對10家惡意炒作的房地産企業進行約談，刑拘嫌疑人7名；

　　雄安買不到，炒房客們便“退而求其次”地瞄準周邊的文安、霸州等地。但到5日，緊鄰新區的霸州、文安，滄州的任丘、保定的徐水區、定興縣、滿城區、清苑區、白溝新城、高碑店市、高陽縣等十個地區，也接連出臺限購措施。

　　應對如此迅速，當是提前佈置所為。其實大家早就可以發現，2月下旬領導人就已經在當地召開了新區座談會，但4月1日才發佈消息；新區消息剛出，河北省就已經召開全省幹部大會，凍結、限購之動作即快速跟上。更耐人尋味的一則新聞是，3月28日，雄縣原縣委書記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

　　4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在會議上表態，“要合理把握開發節奏，堅決嚴禁大規模開發房地産，嚴禁違規建設，嚴控周邊規劃，嚴控入區産業，嚴控周邊人口，嚴控周邊房價，嚴加防範炒地炒房投機行為，為新區規劃建設創造良好環境”。

　　無論是地方政策還是中央表態，話都已經説得很明白了。

　　變化

　　如果僅僅是看限購、凍結交易這些，仍不脫行政調控的路子。但真正的變化，如前文所説，是“思路和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人民日報昨天的一則消息裏可以看到——

　　5日下午，在做客人民直播時，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諮詢委員會副組長鄔賀銓表示，“中央給雄安的定位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區，也包括對房地産管理的改革，雄安將試驗房地産發展新模式”。鄔賀銓指出，“除了傳統的模式，發展房地産還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

　　僅就房地産一域而言，雄安新區就已經是改革的重點試驗田，“試驗房地産發展新模式”一句，並非説説而已。

　　鄔賀銓話説得敞亮：“很多人認為這個地方原來房價很低，這個正好是出手的機會，但是我們已經吃了過去房價失控過快上漲的虧，再不能讓新區再重蹈覆轍”……“雄安具有的一些吸引投資家、吸引企業入住的這些條件，會被房價所解構，這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而且在炒房的過程中，可能更多得利的是一些投機者。”

　　See？對炒房客的兜頭冷水不是沒有理由的——中央本來就準備在新區試驗新的開發和管理模式，你這邊還想走老路去抄房子，這不是對著幹嘛？不能忍。

　　模式

　　既然是要試驗新的模式，那新的模式會怎樣？目前雖未可知，但鄔賀銓舉的例子很有趣：新加坡。他的原話是：“除了傳統的模式，發展房地産還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部分土地，建成廉租房，房價很便宜，讓需要住房的人能住。”

　　眾所週知，我們今天實行的公積金制度，實際上就是從新加坡借鑒而來，當然目前依然存在很多管理上的問題，不夠精細。但新加坡房屋管理的真正模式，簡單來説，就是政府購買土地、限制房價，建設組屋，達到使國民人人住的起房的目標——近四年來，新加坡居民的房屋擁有率一直穩定在90%以上，組屋覆蓋人群由1959年的8.8%提高到2010年的80%，其中95%的人擁有他們居住的組屋。

　　怎麼做到的？

　　首先，政府成立建屋發展局，並頒布《土地徵用法令》；建屋發展局負責統一開發建造“物美價廉”的組屋供國民使用。《土地徵用法令》規定，政府有權徵用私人土地用於國家建設，被徵用土地的地價國家有權調配價格。

　　通過這一招，新加坡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獲得了全國80%的土地，用於建設組屋。而20%的土地則是私人土地，可用於市場化的買賣 ，但是私人房産的價格往往要比組屋貴2-3倍。

　　僅僅提供充足廉價的住房，並不能遏制炒房現象。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組屋的使用上設置了嚴格的規定。對購買數目、購買資格（國籍、收入、婚姻狀況等）做了事無巨細的規定，比如規定一個核心家庭只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購買新房，則要退出目前所住房屋；組屋雖可出售，但是需要住滿10年，而且即使出售，也要繳納價格不菲的轉售稅，這又變相抑制了炒房投機的行為。

　　除了土地充足、價格實惠、炒房難，新加坡政府的公積金政策為居民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支援。這項強制性政策所提供的資金，幾乎能夠覆蓋居民每月的房屋支出。可以説，政府為居民考慮到了最後一環。

　　有趣的是，在新加坡建屋發展局辦公大樓的一塊黑色大理石壁上，雕刻著中國唐朝詩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管理的難度和中國這種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極大的國家必然不同。但作為起步面積100平方公里，未來也就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新區，新加坡的模式還是可以借鑒的。 用鄔賀銓的話説，“我們希望雄安能吸引創新創業者，希望年輕人、有抱負的人去，他們一下子拿不出這麼多錢買房，政府有大量的公租房來支撐。”

　　任務

　　為什麼會有這種思路和模式的轉變？

　　前面已經引用過了鄔賀銓的話——“我們已經吃了過去房價失控過快上漲的虧，再不能讓新區再重蹈覆轍”。

　　其實，在雄安新區消息剛出臺時，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知內容中咎説，雄安新區的意義，在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如果新區依舊走土地財政的老路，靠賣地提升當地GDP，靠炒房推高土地價格去庫存，那與新區設立的本意就是南轅北轍。

　　事實上，在北上深等一線城市，近年來已經開始感受到房價上漲過快帶來的隱憂。優質的人才因為無法落戶、買不起房等流失；優質的企業不僅人力成本上升，地價租金等也在上升，開始考慮轉移；城市中因房産而産生的階層固化、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風險，更是考驗社會的長期痼疾。

　　如果把目光放在全國，上面的論斷依然成立。事實上，在“實幹誤國、買樓興邦”的段子式調侃背後，早就有經濟學人探討過被當下的畸形房地産發展綁架的發展憂患。一方面，在財權事權不對等的情況下，地方依靠賣地取得計劃外財政收入的土地財政，就如上癮般停不下來；另一方面，房産、購房者、銀行等又形成基數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吸食著資金流，阻礙著更需要資金的實體經濟。鬼城先例依然在目，看上去危險、又誰都不敢停下的房地産驅動模式，積累的是當然是泡沫和風險。

　　從這個角度看，決策層當然不希望雄安新區繼續走賣地、賣房拉動GDP的老路。畢竟，新區要承擔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未來要走的是創新驅動的路子，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和優質企業。這是未來中國必須走的路，因此，選擇這個白紙一張的新區來試點，總結經驗，緩步推開，也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一貫的改革邏輯。

　　正如鄔賀銓説的那樣，能否通過雄安探索出一條在發展房地産的同時，控制房地産價格，保障民眾住房需求的路，“也是雄安新區的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絕不輕鬆。

　　文/公子無忌、夜下長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