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宣告東亞政治強人全部謝幕

　　摘要：在地緣政治的夾縫裏縱橫捭闔，不但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等城市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化強國，他自己也從一個國土狹小的島國領導人成為活躍於世界舞臺的重量級政治家

　　本來，再過五個月他將迎來人生最輝煌的時刻：在新加坡獨立五十週年之際，無數榮耀和祝福將獻給這位91歲的老人。但是，他最終沒有等到那一天。

　　新加坡當地時間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溘然離世。新加坡失去了“國父”，世界上眾多政治家也悵然若失，從中文到世界各主要語言的媒體，有關他的評價、紀念鋪天蓋地，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微型國家而言，他去世所引起的世界性關注，已經超越了他一手參與創建的這個亞洲花園城市般的國家。

　　自古以來，政治家就是一群自信自負的人。但是當今世界的許多批政治家，卻樂於向李光耀請教治國理政之道。即使是遊走於世界、與眾多世界級領導人有密切交往的基辛格也超讚説，“其中對我啟發最大的是新加坡首任總理、精神導師李光耀”。

　　在地緣政治的夾縫裏縱橫捭闔，不但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等城市變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化強國，他自己也從一個國土狹小的島國領導人成為活躍於世界舞臺的重量級政治家。這就是李光耀的故事。

　　一．

　　“1965年8月9日，我帶著惶惑不安的心情啟程，走上一條沒有路標和茫無目的的道路。”多年以後，李光耀在自傳裏這樣寫道。

　　那一天，新加坡成為獨立國家。當時許多國家爭取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被強加的：馬來亞聯邦將其驅逐，宣佈“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係”。

　　新加坡是個位於馬六甲海峽的小島，曾是英帝國在東南亞的心臟地帶，並由此發展起來。隨著新馬分家，它變成了一個沒有軀體的心臟，周圍都是充滿敵意的大國，在這樣的環境裏如何謀求生存呢？

　　雖然35歲的時候，這位律師出身的政治家便成為新加坡自治邦的總理，但是他從沒想到自己在42歲的時候，將負起管理獨立的新加坡的重任。正如他自己所説的，怎樣蓋房子，怎樣修引擎，都有專著教導。但是，還從沒有一本書是教人如何把一群來自中國、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等地的移民組成一個國家。

　　李光耀説：“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國際社會的評論都預測，獨立後的新加坡將走投無路。一名評論員甚至把英國從殖民地撤出的情況跟古羅馬帝國的沒落相比。當古羅馬軍團撤走，外邦人接管後，古羅馬帝國的法紀全垮了。《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評論説：“花費超過1 億英鎊建成的英國基地一旦關閉，新加坡的經濟將會垮掉。”

　　此時的世界正榮罩在冷戰的陰影之下，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影響巨大。大多數剛獨立的第三世界領導人刻板地堅持風靡一時的社會制度，加強對經濟的干預，希望以此加快發展步伐。雖然事後證明，這種干預性經濟政策必然導致資源錯配，增加官員的貪腐機會。但是直到蘇聯解體，這種理論才被推翻。

　　在時代的洪流裏，李光耀沒有迷失航向。他堅信，只要堅持維護社會秩序、給人民提供教育、維護睦鄰友好關係、厲行法治、增強投資者信心，那麼國家沒有道理不發展。

　　在擺脫了殖民統治的獨立國家裏，民族主義往往高漲，統治者也樂於操縱和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李光耀不為民族主義所動，他保留下來新加坡第一位英國殖民者萊佛士的雕像。這個舉動讓西方投資者感到安心。

　　和香港不同，新加坡缺乏一批現成的企業家。為了經濟發展，它的選擇就是向跨國公司敞開了大門。新加坡的年輕官員們四處奔走“招商”，設法使外國投資者對新加坡的商機感興趣，遊説他們派團前來親自實地考察。有些跨國公司甚至連新加坡在哪兒都搞不清楚，只能在地球儀上辨認位於東南亞馬來半島末端的一個小點。

　　那時，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相信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廉價土地、勞工和原料的剝削者。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李光耀不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

　　“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李光耀説，“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 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李光耀堅信，如果能在公共安全、個人安全、保健、教育、電信、交通和服務方面達到第一世界的水準，新加坡就會成為那些在本區域有商業關係的企業家、工程師、經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基地。他決心把處於第三世界地區的新加坡創造第一世界的綠洲。為此，他利用學校、工會、民眾聯絡所和社區組織，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們改變想法和習慣。

　　後來中國各地方政府流行的招商引資的做法，三十年前就在新加坡上演過。當時新加坡修建基礎設施，提供精心策劃的工業園。其中規模最大的“裕廊工業區”面積達到9000英畝，無論是公路、污水處理和排水設施、電力或水供，區內設備一應俱全。不過，在最初幾年，裕廊工業區荒蕪一片，人們稱它是財政部長吳慶瑞的“愚蠢之作”。

　　從小心翼翼地進入，到大批蜂擁而至，到1970年新加坡終於就成為跨國公司的青睞之地。這個時期，中國正處於瘋狂的動蕩時代。許多投資者認為臺灣和香港太靠近中國，紛紛轉到新加坡來。

　　跨國公司把各種工業帶進新加坡，同時新加坡政府尊重跨國公司的選擇，讓它們自行選擇它們認為能成氣候的工業。新加坡政府的任務，就是廣泛擬定經濟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期限，並按照時局的新變化進行調整，建造基礎設施以及培訓與教育工人來滿足僱主的需求。

　　《時代》週刊等美國雜誌，紛紛刊登有關新加坡的報道，熱烈讚揚新加坡的輝煌成就。美國跨國公司不但為新加坡奠定了龐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基礎，而且把新加坡轉變成一個電子産品主要出口國。

　　通過貿易和投資，新加坡和主要工業國聯繫起來，而且隨著蓬勃發展的世界貿易起步。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世界經濟蒙受嚴重的打擊。但是新加坡經受住了，因為此時它的經濟已經起飛。

　　新加坡奇跡般地成為東亞的經濟中心。

　　二．

　　李光耀無疑是新加坡奇跡的締造者。這位講一口流利英語的新加坡人是一個華裔，一百多年前他的曾祖父從中國的廣東省大埔縣移民到新加坡。隨著清朝的沒落解體，當時他的家鄉正在經歷一場大動亂。英國人建立的這個商業中心，讓李光耀的曾祖父和成千上萬個像他那樣的人，有機會過比國內好的生活。

　　李光耀生於憂患。在前半生，他就唱過四首國歌：英國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馬來西亞的《我的國家》，最後是獨立後的新加坡國歌《前進吧，新加坡》。外國軍隊來來去去，包括英國人、澳大利亞人、印度人，還有帶著臺灣人和朝鮮族輔助部隊的日本人，然後又是英國人。

　　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歲時考入當地頂尖的英校萊佛士書院（初中部），但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後中斷學業。戰爭結束後，他榮獲大英帝國女王獎學金，赴英國留學。他在康橋大學攻讀法律，並在倫敦獲得執業律師資格。

　　回到新加坡後，李光耀被卷人政治變革的大潮中。他由於代表“新加坡罷工的郵差”與政府談判而聲名大噪，在工會中建立了群眾基礎，並與左派人士一起組織了人民行動黨。然而，他最終和激進的極左人士分裂，並一直以“反共者”著稱。他曾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他之所以反共，“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領袖集權）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

　　1978年10月，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鄧小平來到了新加坡。

　　在總理府會議室內的座位旁邊，李光耀特意讓人放了一個明代的藍白色痰盂。因為兩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會堂，就發現會議室裏擺著痰盂，而且有些中國領袖當著客人的面使用它。雖然總統府裏規定不準抽煙，李光耀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擺了個煙灰缸。

　　不過，鄧小平沒有使用痰盂，也沒有像國內那樣吸煙。這位年長19歲的政治家非常尊重李光耀。因為在三天的訪問裏，鄧小平發現新加坡已經成為秩序井然、乾淨整潔的現代化國家。而在58年前，他在去法國留學期間曾在此駐留兩天，那時的新加坡不過是一個骯髒混亂的殖民地。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鄧小平向李光耀表示祝賀。

　　李光耀不會拘泥于某一種關於治理社會的理論，“我是務實的，我願意直面問題，説：好吧，什麼才是最佳解決之道？怎樣才能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這和鄧小平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兩位政治家惺惺相惜，儘管是第一次見面，卻從此建立了親密的關係。

　　李光耀稱讚説：“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然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鄧小平邀請李光耀再到中國訪問。李光耀説，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我就去。鄧小平説，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李光耀不同意，他認為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新加坡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中國有的卻儘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鄧小平聽後沉默不語。

　　李光耀的話顯然打動了鄧小平，進而影響了中國共産黨的決策。一個月之後，“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利用外資的政策得以確立。

　　鄧小平説：“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我們要下這麼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幹。”

　　此時的新加坡，已經成為連接亞洲與世界的貿易中心，也是一個正在興起的國際金融中心。它所面臨的已經不是缺乏投資和就業機會的老問題，而是如何改善新投資項目的品質，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術水準。李光耀與鄧小平結交，為新加坡打開除歐美和日本之外的新腹地。

　　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也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在鄧小平訪問之前，中國的媒體把新加坡稱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在鄧小平回國之後，這種説法消失了，新加坡被描述為一個值得學習的榜樣。

　　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學習的主要對象仍然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直到80年代中期，東歐國家的改革都遇到了來自外部或自身的難以逾越的障礙，風光不再，中國才重新選擇。

　　當時供選擇的是兩種模式：東亞式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和歐美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在這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鍾愛。像鄧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賞“四小龍”、特別是新加坡的許多做法。在當時，以威權主義的方式發展經濟的東亞模式的弊病並未顯現。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裏明確提出“向新加坡學習”，“出國去看看並且要向各國學習。特別是向新加坡學習。他們有良好的社會紀律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我們應當向他們借鑒，並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三．

　　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都就像坐上了“一輛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一躍成為發達富裕的地區。

　　“亞洲四小龍”的成就世界矚目，新加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政府穩定而清廉，不僅關注推動經濟發展，而且投資于公共住房，興辦令人羨慕的社會服務體系，以及高度發達的教育事業。這一切讓幾乎所有的新加坡人在經濟上都有保障。

　　“新加坡之所以能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因為我們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實現了某些變革，”李光耀曾如此總結説，“我們知道效倣西方和日本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它們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這正如一位英國教授對中國學者所説，“沒有奇跡，只有常規，按照先進經驗辦事，依靠國際支援。”

　　然而，這並非全部答案。在許多研究者看來，“亞洲四小龍”的騰飛與流行于東亞的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密切相關。這種體制處於民主政體和極權政體之間，其特點是嚴格遵從政府的權威，而政府常運用壓制性手段，用來維持和執行社會控制，從而有效地提高效率。

　　新加坡顯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這個治理的井井有條的國家裏，街頭示威屬於違法，違法者將被捕。未經警方許可，五個人以上的集會可能構成“非法集會”。在過去的五十年裏，這個國家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而且這個黨一直控制在精力旺盛的李光耀手中。

　　曾任駐亞洲外交官聯合會主席的美國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一書裏説，新加坡“長期在李光耀總理家長式統治下”，“他容不得反對意見或批評，實行新聞審查，按照自己的觀點厲行他的法治和秩序。在這個由單一政黨——即人民行動黨——而實際上由他一個人統治的國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反對派。”

　　李光耀對於這類批評嗤之以鼻。“我從英國人那裏學到了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李光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日本人對新加坡的侵略給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因為在長達三年半的時間裏，我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而且我還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為了生存會採取哪些應對之策。”

　　早在當選總理之前，李光耀就公開説過，“我從來沒有因為民意調查或歡迎度調查而過度憂慮或糾結過。我認為如果你為此而過度憂慮或糾結，你就是一位虛弱無力的領導者”，“當地位、聲譽或實際效用不足以支援權威時，就必須採取措施應對威權面臨的挑戰。”

　　“在被別人愛戴與被別人懼怕的問題上，我一向都認為馬基亞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種公開認同馬基亞維利的做法令人驚訝，因為李光耀在多個場合把自己形容為“最後一位維多利亞人”。

　　“任何社會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須先得在教育和經濟上達到高水準的發展，有人數可觀的中産階級，生活不再只是為了基本求存而鬥爭。”李光耀説，“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領袖為效忠對象的新興國家裏，誠實無私的領導人不可或缺，否則，就算憲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國家終究要失敗。就因為這些繼承民主憲制的領袖強勢不足，終於導致國家走上暴亂、政變和革命之路。”

　　在20世紀下半葉，有一批政治強人活躍在東亞地區，包括韓國的樸正熙、中國臺灣的蔣經國、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他們以實踐驗證著李光耀的觀點。

　　1979年10月，李光耀在漢城的青瓦臺會見了樸正熙。當時這位軍官出身的總統已經掌權18年，在鐵腕統治下把韓國經濟發展得蓬勃繁榮。樸正熙給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李光耀後來回憶説，“少了樸正熙，韓國也許永遠也不會發展成為工業國。”

　　巧合的是，在李光耀離開五天之後，樸正熙就遭到暗殺。專制體制的缺陷導致他個人的悲劇。在李光耀訪問之前不久，樸正熙似乎有所預感，曾在辦公室裏寫下一副中國書法贈給他的女兒樸槿惠：“身與名俱沒，江河萬古流”。

　　類似的悲劇也發生在菲律賓。美國前副總統蒙代爾曾單面問李光耀，馬科斯是英雄還是姦雄？李光耀的回答是：馬科斯或許一開始是個英雄，結果卻變成姦雄。這位遊擊隊員出身的“姦雄”在任期內，菲律賓農業、工業和教育都得到顯著發展。可是在實行了20年軍法統治之後，1986年終於在人民的反對聲中乘坐美國空軍直升機倉皇辭廟，流亡夏威夷，直至客死他鄉。

　　和這兩位強人不同，臺灣地區的強人得以善終。臺灣在蔣經國的領導下，也實現了經濟騰飛。李光耀和蔣經國關係密切，他稱讚蔣經國“想法務實，社會知識豐富。”80年代中期，蔣經國解除了戒嚴令，著手推行政治改革。當1988年蔣經國與世長辭時，臺灣已經開始平穩地進行政治轉型。

　　我們不知道，這些在身邊發生的歷史巨變，是否對李光耀産生了影響。毫無疑問，李光耀是清醒的政治強人。1984年他就明確表示：“我們要想給後世留下積極的影響，不是通過抓住權力不放，而是通過權力交接方式……如果抓住權力不放，在自己虛弱的時候就會有人從我們手中奪走權力，到時，在‘誰是接任者’這個問題上，我們就沒有發言權了。”

　　1990年，67歲的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擔任內閣資政，接班人是他選擇的吳作棟。

　　八年之後，李光耀在電視上看到蘇哈托被迫下臺的淒涼一幕。他説：“每當我想起蘇哈托那個時候的窘境，就不免要慶倖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勢和蓬勃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卸下總理一職。”

　　但是世人都知道，內閣資政李光耀才是新加坡的真正主人。

　　四．

　　“眼看這麼一個控制嚴密的泱泱大國先是顫動，繼而失控，最終瓦解，真叫人瞠目結舌。”在自傳裏，李光耀這樣描述蘇聯的解體。

　　這個劃時代的事件震驚世界，也引發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美國思想家福山宣告“歷史的終結”。事實上，福山推崇的民主價值觀並沒有一統世界，相反，“亞洲價值觀”在冷戰結束之後的九十年代盛行一時。

　　東亞各國就像一行雁陣，翱翔在世界經濟的天空。最早起飛的是日本，隨後“亞洲四小虎”，進入九十年代又有“亞洲四小虎”加入行列。當然，還有中國和中國。聘請李光耀擔任經濟顧問的越南也奮起直追。這些國家多年保持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長率。亞洲的經濟成就與歐洲和美國經濟的中速增長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普遍蕭條形成了鮮明對比。

　　成功的經濟發展給東亞國家帶來了不只是繁榮，還有自信。美國一位駐外大使在1993年指出，“文化復正席捲”亞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長”，這意味著亞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興國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亞洲開始輕蔑地談起西方的衰落，並把他們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歸因于自己文化的優越和西方文化的頹廢。

　　李光耀是“亞洲價值觀”的代言人。他説，“東亞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帶有更強群體意識的價值觀和實踐，在趕超進程中表明是明顯寶貴的東西。東亞文化所持的價值觀，如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支援了團體的努力，而這對於迅速發展是必要的。”

　　“我認為民主制度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發展，”1992年在馬尼拉的一次演講中，李光耀直言不諱地説，“一個國家如果要發展自己，更需要紀律，而不是民主。民主過於興旺，就會催生無紀律、無秩序的環境，這是不利於發展的。”

　　李光耀鼓吹亞洲相對於西方的崛起，並把亞洲成功的原因歸於亞洲文化（從根本上來講是儒家文化）的優點：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歸於自我縱容、懶惰、個人主義、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權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1994年美國《外交》季刊刊登李光耀的長篇談話紀錄《文化是決定命運的》引起了極大的國際反響。李光耀強調，東方社會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建設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他抨擊當代美國社會的崩潰，直言“美國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強加於別的社會，這一套在這些社會根本行不通。”他認為，美國“需要檢討其社會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設想，並在此過程中從東亞社會中學習一點東西”。

　　第二年，福山的導師、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臺北發表演講，把新加坡的模式同臺灣的民主模式做了對比。他引述《紐約時報》的標題，總結出兩種模式的差別：新加坡“乾淨而小氣”，臺灣“污穢而自由”。他的結論是：“李光耀帶給新加坡的誠實和效率，則很可能伴隨他入土為安。在一些情況下，專制體制短期內能有所作為，但是經驗顯示，惟有民主體制才能造就長久的好政府。”

　　李光耀則以挑戰的口吻回應類似的質疑：“如果歷史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即如果歷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無法避免的，那麼請忽略我吧，不要宣傳我，可以嗎？”

　　正如亨廷頓所説，“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沒有人在意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4年發出的警告。克魯格曼在名為《亞洲奇跡的神話》的文章預言，亞洲金融危機即將爆發。馬哈蒂爾總理于1996年對歐洲國家的政府首腦宣稱，“亞洲價值是普遍的價值，歐洲價值是歐洲的價值”。

　　僅僅一年之後，一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包括香港、新加坡和臺灣都沒有逃脫這場厄運。這次崩潰暴漏了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的另一面：朋黨主義、講關係、搞貪污、走後門或私下交易。

　　李光耀承認，這些社會病態是東亞的老問題。這些陋習的確對危機有所影響，加劇了危機所帶來的損害。面對亞洲金融危機，他開始了反思。

　　2000年，李光耀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公開表示，在資訊時代，儒家價值觀已經過時了。這番言論使得許多人感到詫異。

　　後來，李光耀對做出這一判斷的理由作了更詳細的説明。他指出，在資訊時代，最重要的是發揚企業家的創造精神。在這種情況下，“重農抑商”、“學而優則仕”的中國文化和價值觀顯然就與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了。

　　李光耀説，過去新加坡有望成功的人士通常都嚮往進入政界、行政部門或者軍隊，很少有人自行創業，成為企業家的人更少。東亞國家要相同美國競爭，必須先改變它們的文化態度，“必須接受一些文化領域的根本變革”。

　　“我必須改變我原來的觀念了。”李光耀坦誠地説，“新加坡缺乏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需要改變固有的思維，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經濟學家吳敬璉評論説，“李光耀確實是一位有眼光、有膽識的領導人。”

　　五．

　　一個政治家是否偉大，不取決於他所治理的國土面積的大小。一個大國領導人，可能只是一位小政治家；一個小國領導人，也可能成為大政治家。

　　晚年的李光耀奔走於世界各地，是許多國家政府的座上客。在世界的各種論壇上，人們都認真傾聽他的聲音。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新加坡和亞洲。李光耀不僅僅是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為一位思想家。

　　“在過去三代人的時間裏，李光耀每次造訪華盛頓，總有一大批人等著見他，其中包括美國政府和外交領域的高層領導，”基辛格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他的討論會總是洋溢著一種很少見的坦誠氛圍，他德高望重，而且經驗豐富，每一位與他打過交道的美國總統都能從中受益。”

　　李光耀認為，在未來二三十年美國仍將是唯一個超級大國，他説美國肯定不會淪為二流國家，“只要世界繼續以經濟為主導，只要美國還能繼續在創新科技領域中保住領先的地位，那麼歐盟也好，日本或中國也罷，相信誰也取代不了美國當今所擁有的超凡地位。”

　　鄧小平之後，李光耀仍然受到了中國歷屆領導人的尊敬。他們都認真傾聽李光耀的意見，李光耀在不吝讚美之餘，也勇於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的絕對額將不可避免地趕上美國。”不過他也指出，“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勢和需要克服的障礙比大多數觀察人士意識到的都要多。在中國的治理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缺少法治。”

　　當中國提出“和平崛起”之後，李光耀就向當時中國的智囊團表示異議：“這個詞語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懼的事情。”他建議改為“和平復興，或演進，或發展。”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行為文明、積極參與世界事務、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國際化和外向型的國家。”

　　2004年，一位70多歲的中國領導人問李光耀：“你相信我們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場嗎？”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點要説明。你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抗日戰爭、‘大躍進’運動、‘文革’和‘四人幫’，還見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過程。你們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國要一帆風順地不斷發展，內部需要穩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們給中國年輕人灌輸了太多對民族復興的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思想……這可能導致不穩定。”

　　因此，李光耀建議，“要讓中國青年一代明白中國曾經因為閉關鎖國和過度注重意識形態而犯的錯誤，這一點是至關主要的。必須向讓他們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帶著謙卑和責任感迎接挑戰。”

　　對於中美兩個大國的未來，李光耀也感到擔心。作為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他一方面認為，“美國不能阻止中國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國這個大國。”另一方面又認為，“謹慎起見，亞太地區應該維持均勢，亞太各國之間的一個廣泛共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個共識就是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應該維持下去……這有利於維護這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這種穩定符合各方利益，包括中方利益。”

　　在飛速變化的時代面前，李光耀不但關心世界的未來，也努力推動新加坡適應時代的變革。當許多人還在説應該學習新加坡的威權主義治理的老話時候，李光耀卻説，“現在世界已經發生變化，我們也必須改變。”

　　新加坡也確實在悄然變化。隨著選民訴求和心態的改變，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不再安於現狀，而要求更多的參與、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結構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

　　2011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為60.14%，為1965年建國以來歷次大選最低；反對黨則史無前例地獲得6個議席，創下了建國以來反對黨贏得議席的最高。不久，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佈退出新加坡內閣。

　　如果説，作為新加坡第一代總理的李光耀的作風是家長式的，那麼面對時代變化，第二代總理吳作棟將領導作風轉變為兄長式，第三代總理李顯龍將領導作風進一步轉變為朋友式。

　　李顯龍説，作風的變化固然是因為自己與父親李光耀的個性略有不同，但更大原因是因為時代變了，自己也不得不變。李顯龍總理在2012年元旦發表講話指出，經濟發展將不是衡量國家狀況的第一標準。

　　反對黨強硬打壓，是李光耀的一貫作風。當一黨獨大日益受到質疑批評，人民行動黨于2009年開始推動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後的選舉制度能公平對待各個政黨、有利於選出強大政府和讓國會發出不同聲音。因此有評論家認為，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構。不過，這種轉型仍然緩慢，最近一位新加坡媒體人出版的《成長在李光耀時代》裏，就對缺乏民主自由的現狀表示不滿。

　　很顯然，新加坡的轉型得到了李光耀這位開國領導人的默許、甚至是支援。老路難以維持，轉型已是必然。李光耀對於歷史的走向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同的種族、文化、宗教、語言及歷史要求通過不同的道路實現民主和自由市場。”

　　李光耀提醒新加坡：“在早期，我們做的一件事就是抵制住了第三世界的潮流，著力吸引跨國公司進入新加坡，而且我們這個做法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必須再次抵制第三世界中民族主義沉渣泛起的潮流，讓我們的視野與行為體現出國際水準……”

　　李光耀身材高大，雖到晚年仍然腰板挺直，氣度沉穩，望之如恂恂儒者。舉手投足之間，又有英國紳士的風範。

　　或許意識到身後的各種議論，李光耀六年前在接受採訪時説，“別人會以什麼方式銘記我，我認為我決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我從來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師，過上好日子，做一個好的顧問，但由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蕩，我無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

　　因此，李光耀説：“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銘記”。他甚至充滿嘲諷地説，“任何一個認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醫生。”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

　　儘管如此，李光耀仍將以政治家被人銘記。世間再無李光耀。他的去世，宣告崛起于上世紀60年代的東亞政治強人全部謝幕。

　　李光耀剛剛掌權之際，新加坡的年每人平均收入是400美元，而現在已經超過50 000美元。作為漫長而多變的時代裏一位領導人，李光耀不僅成功改變了新加坡，對於世界的影響力也超過了同時代的政治家。李光耀對於亞洲和世界事務的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