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要照料95歲高齡、身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清明時節,住在臺北的李定安只能向安葬在湖南長沙的父親李鴻遙寄哀思。
提起清明,91歲的姚輝告訴新華社記者,“我18歲離家參軍,中間回去過1個月,再回到四川老家已經63歲,父母也都去世了”。
“在兵荒馬亂的時代,這樣悲歡離合的故事比比皆是。”李定安説,“你們要訪問的話,在臺灣還有很多。”
李定安的父親李鴻和姚輝在抗日戰爭時期,都曾作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奔赴滇緬印作戰,是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的部下。李鴻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新編第38師師長,而姚輝當時是一名炮兵。
中國遠征軍是1942年抗戰進入最艱難階段,為保衛中國西南大後方和抗戰“輸血線”而出征滇緬印、抗擊日軍的英雄部隊,是中國與盟國直接進行軍事合作的典型代表。
回憶父親當年的英勇戰績,李定安告訴記者,1944年6月15日,時任新編第38師114團團長的李鴻正在全力進攻孟拱重鎮時接到命令,要他分兵救援在孟拱城東南被日軍包圍的英軍第77旅。
“父親成功解救英軍出圍。並繼續進攻,終於在25日傍晚攻佔孟拱城。”李定安説,為此,李鴻獲得英國女皇頒發的金十字勳章。
李鴻升任新編第38師師長後,又率部隊攻克八莫,並在南坎、臘戌戰役中立功,八莫之役為整個緬甸戰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新維臘戌區戰役戰鬥詳報》中記載李鴻“忠勤、負責、堅忍、辛勞,指揮適切,運用得法,功勳尤偉”。
對於姚輝來説,南坎戰役是他參加的第一場戰爭,回憶起來至今仍歷歷在目。
“日本人在南坎發動自殺式衝鋒,從山下往山上攻。我們炮兵的遠端攻擊很重要,而且裝彈、瞄準,動作必須要快。”姚輝説,“我記得一上午打了3000多發,後來炮口紅了不能再打了,立即無線電通知美軍,他們空投補給了彈藥,然後我們換新的炮管繼續打。”
“後來日本人撤退了,但我們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姚輝想了想説,“第二連連長朱良恭陣亡,第一連的代任連長左臂被打斷了,觀測員也陣亡了。”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像李鴻、姚輝一樣,在中緬印大戰中浴血奮戰的中國將士總計有40萬,歷時3年3個月,傷亡接近20萬人,無數英魂埋骨他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李鴻帶著部隊回到廣州,並奉命在廣州白雲山修建“新1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李定安説,父親本以為從此和平,沒想到內戰硝煙再起。
“儘管我父親在抗戰中有很多戰績,但他多次表示,他願意抗日,卻不喜歡戰爭,尤其厭惡自己人打自己人。”李定安説。
國共內戰期間,李鴻因失守長春被解放軍俘虜,解放軍方面派了專門醫生和護理人員為他治病。“我外婆説,長春被圍時,城裏面沒有抗生素,如果不是解放軍相救,父親的一條命就沒有了。”李定安説。
1950年,受“老上級”孫立人的召喚,李鴻決意離開故鄉,帶著家人由香港輾轉赴臺。沒想到到臺灣不久,李鴻便被指控為共産黨派遣來臺灣、策反孫立人的“匪諜”,不僅被嚴刑逼供,更從此遭受25年牢獄之災,李定安就出生在監獄中,原名叫做“獄生”。
類似的遭遇也發生在姚輝身上,他到臺灣時隨身攜帶了兩張共産黨的宣傳單,本是出於好奇而保留,卻因此被懷疑“為匪宣傳”,在監獄裏關了120多天。“小小一間牢房,被當做‘匪諜’的嫌犯人擠人,根本無法平躺睡覺。”姚輝説。
“我父親入獄時47歲,正當壯年,出獄時已73歲,成了兩鬢蒼蒼、形容枯槁的老人。”李定安説,“父親原本就不愛講話,出獄後更是沉默,以至於我女兒小時候問我‘爺爺是不是不會講話’。”
李定安説,李鴻在獄中皈依基督教,晚年生活就是煮飯、買菜、上教堂,偶有曾經的戰友、部下來看他,也都是他們講話,李鴻靜靜地聽。
1988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43週年當天,李鴻在臺辭世。骨灰由留在大陸的長子、次子迎回長沙,安葬在當地烈士公墓,魂歸故里。
“我去年11月剛回長沙祭拜過父親。”李定安説,儘管臺灣當局也會組織紀念抗日英烈的活動,並邀請他出席,但他都拒絕參加。
姚輝退伍後成為一名中學老師,教授語文,育有一子兩女,定居臺北。“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在老人的心中,那些長眠的戰友是永遠無法忘卻的紀念。
為了接受採訪,姚輝很認真地做了準備,還帶來了許多他收集的剪報、材料。這位91歲的老人講了一下午,直到夕陽照在臉上。
“我一生的經歷就是這樣了。”他最後説。(記者曹典 李寒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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