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海祭：拼接兩岸記憶
1949年前後，包括退守的國民黨官兵在內，來自大陸各階層有近兩百萬人渡海抵達臺灣，他們面對的將是不可預測的未來。太平輪海難，則是這場大遷徙中的悲劇性標誌。在戰火頻仍、生命卑微的歷史洪流裏，鮮有人留意這一船亡靈，900多人長眠深海。當兩岸的罹難者家屬終於有機會在失事海域祭奠親人，輾轉合上這頁歷史的記憶，時光已經悄悄走過了61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縣白節山附近，清晨的陽光透過薄霧安靜地落在海面上。五級風，溫度25攝氏度，這是嵊泗海域這幾天以來最好的天氣。在距離白節山約一公里處，兩艘漁船漸漸地停了下來。其中一艘船上站滿了互相攙扶的老人，船頭飄著的旗幟寫著“太平輪協會贈”的字樣。老人們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節山燈塔方向默哀一分鐘。之後，老人們輪流走上船頭甲板，默念給親人的祭文。
此次海祭的發起人之一、太平輪協會的秘書長，也是《太平輪一九四九》的作者張典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此次活動，是為尋找兩岸記憶的拼圖。
離散的記憶
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本是就讀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上海小姐。1948年底坐太平輪來臺後，將身份證原籍從江蘇鎮江改為臺灣苗栗。此後，一直以客家人自稱。1980年代臺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後，司馬秀媛曾拿著發黃的地契讓張典婉有空去上海看看。等看到女兒從上海拍回來的中學照片，她失聲痛哭。
2000年10月，司馬秀媛在臺灣去世。在一張舊桌子的上了鎖的抽屜裏，張典婉發現了母親與父親在1946年的上海身份證，三根從上海帶到臺灣的金條，一個記滿了上海時光的記事本。張典婉説，“我母親與外婆都是在1948年底坐太平輪到臺灣，生前她有許多關於太平輪的回憶，她一直覺得自己命大。看到她的東西，我大哭。”一直在臺灣從事媒體職業的張典婉開始想寫一本有關家族史的書，書裏有十里洋場的上海，有山嶽疊嶂的臺灣苗栗，還有一艘從上海開往臺灣的太平輪。
2004年，張典婉參與錄製鳳凰衛視《尋找太平輪》的紀錄片，她與製片人洪慧真在兩岸三地尋訪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她説：“自從我開始做這些事情，我生命裏的天使一個一個都來了，他們都是我的天使。”六十年來一直隱沒在世界各地的太平輪倖存者、遇難家屬和目擊者陸續出現，讓艱難的尋找多了一些溫暖和感喟。
“在甲板上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
“那時候我們家就住在白節山上，我爺爺、父親、叔叔三個人都在白節山守燈塔，我爺爺是隊長。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爺爺值班。”在浙江舟山市嵊泗縣的一個狹小民居裏，《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找到了當年太平輪沉船的目擊者，83歲的周文華。1949年1月27日，大約在晚上十一點左右，周文華的爺爺聽到海上傳來呼救的聲音，急忙命令人們去漁民家裏找漁船。”最後大家找到了三條漁船，但是他們商量之後，最終決定放棄救人。因為每條船最多只能裝十人，除去船上的三個人，每條漁船最多只能裝七個人。如果過去救人的話，這三條漁船也會沉。”周文華回憶，“當時白節山的村民都知道了，來燈塔看。我用望遠鏡能看到好多人在甲板上喊救命、拜菩薩，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不到半小時船就沉了，之後人們都回家了。”第二天天剛亮，周文華爺爺就讓漁船出海救人。但是出事的海面已恢復平靜，什麼也沒有。最後漁民們帶回來三隻樟木箱子，裏面有些舊衣服。這是目前為止，太平輪留下的最後遺物。
十五歲的王兆闌趴在一塊大木板上，也許是漂得太遠，沒有被漁船發現，而是被一艘路過的澳洲軍艦救起。和她一起被救的，還有另外三十五人。“我落水時還牽著我小妹，一下去我小妹就沒了。我就抓著一個人的腿，我也不知道是誰，那個人就抖啊抖啊，他一把將我拉到一個木頭箱子上坐著。箱子周圍人太多，還沒過一會兒，那箱子就翻了，我就又沉下去了。一個浪打來，我又抓到一塊很大很長的板，上面躺了三個人，我躺在中間，我們三個人沒死。海裏面的聲音沒辦法形容，兩三個小時以後就沒有聲音了。”
和王兆闌一起被救起的，還有28歲的葉倫明。葉倫明常年往返于臺灣和上海之間，做羊毛生意。他記得，他落水的時候看見海面上漂著一層毛絨絨的東西——那是自己從上海運往臺灣的羊毛。
而在龍應臺的文章裏記錄著也還有人在沉船的一剎那，瞥見包在手帕裏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悄然滑落。
太平輪上不太平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精銳部隊幾乎被殲滅。解放軍在長江北岸集結，劍鋒直指南京、上海。從東北、華北、西北等各個戰場敗退的人潮，蜂擁到上海的港口等待赴臺的航船。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夜。這本是個團圓的日子，但對那些離岸登船的人來説，卻充滿了連年戰爭的焦慮與去國懷鄉的離愁。“兩邊也不知道打多久，所以父親之前就先去了臺灣，把我家的餐廳也搬到臺灣去了。他去臺灣前，還將黃金鑲在自家的墻上，後來才回上海，又一塊一塊取出帶回臺灣。”太平輪倖存者，在臺灣做過圖書管理員的王兆闌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後來輪到我母親離開時，她這也捨不得丟，那也捨不得丟，布也是整匹整匹地帶。我們上太平輪的時候口袋還揣著飛機票。就為了保留這些家當，結果都遭遇不幸。”
太平輪，本是中聯輪船公司下屬的一隻貨輪，因向臺灣大規模運送人員、物資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改裝成客輪。3個月間，太平輪一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間往返了35趟，搭載了無數人到臺灣落地生根。1949年1月27日傍晚時分，太平輪如常駛出了黃浦港，滿載著戰亂中的人們對於安寧生活的渴望。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宣佈實行宵禁，太平輪於是熄燈夜行。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在浙江嵊泗縣白節山附近一頭撞上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建元輪很快沉沒，太平輪在十五分鐘後隨之沉沒。這艘奪命之船當時滿載著達官名門，如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婦，在海南島接受日本軍投降的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蔣經國密友俞季虞，蔣介石奉化姻親、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兒子，也有著名音樂家，抗戰時期擔任國立南京音樂學院院長的吳伯超。據女兒吳漪曼後來回憶，父親急匆匆去臺灣，是為了給音樂學院選個遷臺後的理想校址。但吳伯超卻永遠到不了臺灣了。世界著名“神探”李昌鈺之父李浩民也在海難中慘遭滅頂。李昌鈺時年十一歲，是李家最小的孩子，從此家境每況愈下，李昌鈺無力讀大學，只好投考不收學雜費且供膳宿的警校，成就了日後的神奇功業。
太平輪沉沒後的第五天，《大公報》第四版才刊登了太平輪失事的消息以及遇難者姓名。包括乘客及船員在內的932人，以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重要文件1300多箱，東南日報社全套印刷設備、紙張及相關資料100多噸，鋼材600多噸，全部葬身海底。
中聯公司大股東蔡天鐸之子、臺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泰坦尼克號》一文回憶，當時的報紙裏，上海大報《申報》對太平輪的報道也只是一個標題而已。據老人周文華回憶，在他居住在白節山的那一年裏，沒有人來打撈沉船殘骸和死者遺體。
倉皇亂世，生命如螻蟻般渺小，常常被席捲而去而又不知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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