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每個美國總統所要面對的複雜外交和戰略環境以及大量的國內限制條件，要在一個任期之後評價一位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表現是很具挑戰性的。儘管如此，在11月的總統大選之前分析一下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他的處理方法還是很重要的。
在第一個任期內，奧巴馬信守諾言從伊拉克撤出了美國軍隊。但這一行動最後證明是戰略失敗，因為這大大削弱了美國在伊拉克的政治影響力。事實上，努裏 馬利基的政府正與伊朗越走越近。一向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奧巴馬不應為目前的形勢承擔責任。但他也沒有能改善形勢或者幫助伊拉克的什葉派和遜尼派達成政治妥協。
與之相反的是，奧巴馬擴大了阿富汗戰爭——他認為這是必要的戰爭——並使塔利班進入了防禦態勢。然而，美國到2014年後就要撤軍了，但目前仍未找到一個符合其利益的政治解決方案。
與此同時，美國與巴基斯坦的戰略夥伴關係徹底破裂了，而奧巴馬只是因為消滅了拉丹而在那裏取得了象徵性的重大勝利。美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退回到了9-11事件之前的水準，根互之間的不信任嚴重影響了合作。事實上，在他繼承的美國安全面對的所有戰略挑戰—伊朗、朝鮮、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巴以衝突——問題上，他都沒有取得重大的政治進展。
儘管奧巴馬對“阿拉伯之春”（這也是他在任期內遇到的唯一意外戰略事件）的反應頗有技巧，他在穆斯林世界的信譽卻在逐步下降。他沒能實現2009年開羅講話中的關鍵承諾——“尋求美國與全世界穆斯林之間的新的開始”。
此外，奧巴馬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努力也沒有帶來雙邊關係的真正“重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日益蘇聯化的俄羅斯領導層不信任仍把俄羅斯當對手的美國當局。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惡化了，因為美國試圖從戰略上遏制中國的崛起——比如通過地區貿易協議和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存在。
在多邊問題上，奧巴馬的表現也同樣毫無亮點。在承諾到2020年使溫室氣體排放減少17%之後——儘管他曾表示自己無法容忍在這個問題上的不作為——他在2010年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大勝之後就再沒提起這個問題。
同樣，國內壓力也迫使奧巴馬忽視了貿易問題。美國要為多哈回合的全球貿易談判失敗負主要責任。
雖然奧巴馬的政策沒有削弱美國的全球地位，但他也沒有取得尼克松與中國恢復邦交那樣的可觀成績，這主要是源於一種潛在的教條化實用主義——其強調的是避免最壞結果，而不是爭取最好結果。
當然，相比尼克松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奧巴馬面對的國內外戰略環境要更加複雜。伊朗國內不穩定的聯盟使得兩國無法開展實質性的磋商，而巴基斯坦的政治分裂大大妨礙了美國在那裏的政策。以色列執政聯盟的脆弱，再加上國會對內塔尼亞胡的強力支援使得美國很難對以色列的政策産生影響，儘管以色列對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戰略起著重要作用。
但奧巴馬也沒能確立可能的大談判的條件。與伊朗的任何協議都需要以色列和海灣國家的同意，而它們的目標並不一致。沒有印度的同意，美國也無法與巴基斯坦達成協定，而美國又不能強迫印度，因為它還要依靠印度來制衡中國在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雖然奧巴馬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不能稱作失敗，但他的成績是有限的。假如他能成功連任，他可能會發現，想要僅僅靠不失分來取得成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作者扎基 拉伊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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