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天前，敘利亞國內反對派組織——全國民主變革力量民族協調機構聯合敘境內16個反對派組織在大馬士革開會，會議聲明，必須用和平手段實現政權變更，反對外國武裝干預。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在西方媒體的強力聚焦下，敘利亞反對派似乎就等於那些正在與政府廝殺的各武裝團體，確切地説，就是“敘利亞全國委員會”和“敘利亞自由軍”。“敘全委”被認為是最大的反對派組織，得到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承認，“自由軍”雖然尚未被西方正式認可，但因其已經和“敘全委”結成同盟，所以可被視為事實上的西方屬意派。
但美國記者查爾斯 格拉斯不久前在《衛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敘利亞反對派雖然旗號眾多，不過可以據其路徑選擇把他們分為兩派，一派希望通過自身及外部軍事手段推翻現政權，另一派希望通過非暴力手段實現危機的政治解決；國際社會不應在敘政府與反對派之間選邊，而是要在反對派內部的“武裝派”與“和平派”之間抉擇。
格拉斯也是中東問題專家，作為美國廣播公司前駐貝魯特首席記者，他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在中東一線採訪，並出版了多部個人專著，於今年5月出版的《敘利亞：堡壘與戰爭》一書受到《紐約書評》關注。
他提到了為眾多西方主流媒體忽略的一個事件：7月26日，也就是在“敘全委”呼籲西方提供先進武器裝備的兩天前，敘國內10個反對派組織在羅馬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呼籲國際社會促使有關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和平方案基本內容為：各方停火；緊急救援受難民眾；開啟不排除任何一方的、真正意義上的談判；最終在民族和解基礎上實現敘利亞政治轉型。
格拉斯指出，武裝反對派原先在敘利亞反對派中只佔少數，得到外國援助後才勢力壯大；他還舉例説明，一直承受當局打壓的和平反對派人士之所以反對武裝奪權並非因為親政府，只是因為他們不忍看著自己所居住的家園生靈涂炭。儘管如此，在格拉斯提出的選擇題面前，美國等西方國家選擇了武裝反對派。
原因説來也很簡單，第一，武裝反對派一開始就得到了外部勢力支援，而這些勢力都是美國的盟友，如土耳其和沙特等。第二，和平反對派要求開啟“不排除任何一方”的談判，但美國恰恰先要把巴沙爾排除在談判大門之外。
然而，美國雖然支援武裝反對派，卻玩了一個“口非心是”的把戲。
去年11月中旬，希拉裏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表示：由於存在著一個決心堅定、資金充裕的武裝反對派，敘利亞有可能陷入內戰，但美國支援通過和平、而非暴力途徑推翻巴沙爾政權。可是前不久西方媒體卻報道説：早在今年年初，奧巴馬就已簽署密令批准中情局支援武裝反對派了。一個是外交首腦、一個是國家元首；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時間才隔一兩個月，言行竟如此大相徑庭，只能讓人欲説還休了。
其實，佔據資訊高地的美國對敘利亞基本國情完全了解。那就是，巴沙爾的確面臨執政危機，但國內民眾更擔心的是，流血奪權將給國家造成更大創傷，因此並不支援武裝反對派，民眾今年2月對修憲公投的踴躍支援就是一個例證。而美國也很清楚：這不是一場安全部隊用槍逼著的公投。但美國卻執意要巴沙爾下臺，為此英國前駐敘利亞大使安德魯 格林曾説，這是在“瞎折騰”，但美國執意折騰的奧妙現在也已經清楚。
8月初，格拉斯在接受美國新興媒體《民主在當下》網站訪談時介紹説，作為敘利亞3月15日抗議運動的發起者，和平反對派希望通過公民抗爭的方式使敘利亞轉型為民主國家，但他們現已意識到，美國對他們想要開創的民主進程並不關心，而只關心如何限制和削弱敘利亞政權，因為敘利亞是伊朗的盟友。
去年11月底，沙特“阿拉伯新聞”英文網站刊發了一篇題為“西方並不介意敘利亞內戰”的文章。文章分析説，西方之所以不願在敘利亞實施決定性的軍事干預，是因為美國和以色列其實是把敘利亞當成制約伊朗的一個環節。文章稱，在美以看來，中東存在著一條以伊朗為首，經伊拉克、敘利亞和黎巴嫩南部而構成的什葉派威脅鏈。由於直接攻打伊朗風險過大，因此最穩妥的辦法莫過於讓敘利亞長出“毒癰”——即發生內戰。這樣一來，敘利亞將被折磨得千瘡百孔，而敘利亞內戰將擴散至伊拉克和黎巴嫩；最後這種以毒攻毒的方法會使伊朗成為孤家寡人，到那時威脅鏈將不復存在。
前不久，基辛格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説，“打破阿薩德家族與伊朗的聯盟符合美國戰略利益，但我們不願公開承認這一點。”
和平反對派被美國視為陌路，沙特則被當作盟友，而基辛格是自己人，但三方觀點居然如此吻合，這難道會是偶然？利益永遠是美國的外交首選，這就是美國為什麼冷落敘和平反對派的根本原因。(記者 唐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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