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3年，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關口：每人平均GDP突破1000美元，但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還有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産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存在著明顯不平衡；工業化、城鎮化速度開始加快，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市場體系、金融體制、投資體系以及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
這些矛盾與困難，有些是發展過程中必然要經歷的，有些是需要通過進一步改革來克服與解決的。彼時，距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整整10年。在那屆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後10年，改革進程雖然迂迴曲折，但正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所説，整體上是朝著市場成分不斷擴大、計劃經濟因素不斷削弱，最終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向前進的。
面對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困難和挑戰，只有不斷推動改革、不斷深化改革。1978年以來的實踐證明，改革是我們乘風破浪前進的根本動力。正是深化改革的要求，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按照《決定》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新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必須在10年成就的平臺上，努力做好“完善”這一架構的文章。
“完善”的文章怎麼做，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發展要求。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告訴大家，“五個統籌”的要求，核心是要解決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關係問題，社會經濟發展不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而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有了這樣的宏觀部署，我國經濟社會統籌協調發展的步伐更快、力度更大。我們看到，農業稅減免，結束了2600多年的種田交稅的歷史；西部大開發，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駛上快車道；社會保障全覆蓋，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灑向所有人群。
在改革的具體任務上，“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建立健全現代産權制度”，成為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兩大亮點。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在浙江，2002年非公經濟增加值、納稅額和出口總額分別佔全省的47%、40.6%和79%。隨著新階段對新公有制形式的全面認識，更大程度地調動了企業、投資者和個人的投資積極性。江蘇遠東集團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遠東在這一輪改革中先後歷經4次改制，“每一次改革改制，都使企業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高度”。
每一次改革，都使經濟社會發展邁向一個新的高度，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寫照。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計劃經濟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再到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改革推動著經濟社會不斷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與障礙，取得一個又一個新的成績。今天，面對新時期、新階段賦予我們的新任務，如何進一步克服前進路上的體制機制障礙？需要我們繼續舉起改革的大旗，以改革的精神去完成未竟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