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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官正當武漢市長時是月光族 家窮懶得鎖門防盜

2013年05月20日 09:32 來源:長江日報 字號:       轉發 列印

  吳官正

  1968年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武漢市葛店化工廠工作,到1986年調任江西省長,在武漢前後18年半,從一個普通的技術員成長為黨的高級幹部,親歷了上世紀80年代風起雲湧的改革浪潮。四十多年過去了,經歷的許多事情逐漸淡忘,回想起來,腦中浮現的只是一些星星點點的記憶。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廠報到。工廠在武漢遠郊,長江南岸,靠近鄂州,離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廠生産燒鹼、農藥、電石、氯化苯、鹽酸等産品,有幾千人。我被分到維修車間儀錶組,這個組一共才十幾個人。廠裏儀錶很落後,沒有自動控制系統。當時還在搞“文化大革命”,廠裏亂哄哄的。我不參加“文革”活動,一心搞調查、看書。心想,生産總要恢復,儀錶和自動化裝置必不可少,今後還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術的革委會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撥些錢給我們搞生産過程的測量和控制。他説:“你搞出點兒名堂給我看看,再考慮給錢的事。”我在鍋爐車間,看到操作工24小時眼睛盯著水位計,手不停地動給水閥,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統,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確保鍋爐的安全。這樣,我就開始自學DDZ-1型自動化裝置,並設計測量及控制系統,但有一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一天中午睡覺時,在夢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車間,把一條線添上,這個三衝量複雜的控制系統,就從理論上打通了。水位、給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關係,通過計算和調試也解決了。經過幾個月的設計、安裝、調試,終於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廠領導的好評。在開始投入運作的過程中,我和蔣伯雄同學經常跟班。以後幾年,在生産過程測量和控制方面,我與同志們一起解決了十多個技術上的難題,得到了當時化工部的肯定,還在廠裏開了現場會。在葛化,我由技術員幹到車間主任、廠黨委委員,後來又擔任了分管技術的廠革委會副主任,共在這裡工作了八年。其間,許多人從不同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有些人成為我終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協副主席時,我的月工資是72元,愛人的工資是38元,一家七口靠這點工資過日子,還要接濟一些老家的親戚,手頭拮據得很。酷熱的夏天我們也從沒買過一個西瓜吃。市科委行政處有個小張,看到我兒子穿著舊衣服,背著破書包上學,而我長年穿著那幾件褪了色的布衣,腳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嘆:“真沒想到吳主任這麼窮!”有年夏天,他給機關買西瓜,車過家門口,抱了兩個給我的孩子們吃。看著孩子們高興,我很感動,孩子們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愛人用它做菜吃。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全家總忘不了他這個情。

  1983年3月,我當了市長,家裏還是很窮。愛人當時在學校教書,總是等下班回家時,到菜場去買便宜的菜。下午五點後去菜場,一角錢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繩子挂在陽臺上吹乾做鹹菜。我家的門從不上鎖,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可偷的東西,懶得防盜。

  用現在年輕人時髦的話説,我們那時是貨真價實的“月光族”。夫妻倆的工資幾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買一次肉吃。當時許多東西計劃供應,發了不少票證,我家的票因缺錢總是用不完。愛人到店裏去買製革廠從豬皮上刮下來的油炒菜。為了節約,兒子讀書的燈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視,想到這事我至今仍感內疚。

  當時,孩子們很想看電視,又沒錢買,於是湊錢買零部件,自己動手裝了一台黑白電視機。雖品質不好,圖像聲音不穩,但總算有了一件“像樣”的家電。這臺電視機至今還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裏人一提起它就發笑。

  當市長後,我每天早晨騎自行車上班,在路邊早點攤上買三兩熱幹面吃,一年到頭,幾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後叫我“熱幹面”、“三兩”。我知道後笑一笑説:“熱幹面好,便宜,大眾化,這個綽號不錯。”

  有一天,我騎車到路邊吃熱幹面時,右手中指被排隊的一位男子碰傷了。手指一天天痛起來,實在難忍,只好到醫院去看醫生。一個年近五十歲的女醫生看了後説:“要打麻藥,把指甲拔了。”我説:“好。”她打了麻藥,不到三分鐘,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聲色俱厲地説:“不是打了麻藥嗎?怎麼會痛?”還用眼睛狠狠地瞪著我。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紗布簡單地包紮了一下。過了些時間,手指才開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藥剛開始發揮作用。女醫生催著我:“走吧,我們忙。”那時,真是哭笑不得。

  還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術,我早上五點多騎自行車去了醫院。門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讓我進去。我央求説:“麻煩您讓我進去看一眼,五分鐘就出來,吃過早飯還要開會。”她對我這個又黑又瘦、説話又難懂的“外鄉人”很是看不起,乾脆不理睬。我一再懇求,也不起作用。這時周圍有人認識我,説:“讓他進去吧,他是市長。”她頭也不抬地説:“莫騙人,市長是這個樣子?”那幾個人堅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進去。出來後,她説:“市長,我確實不認識您,態度不好,請不要告訴我的領導。”我禮貌地對她説:“謝謝,打擾了。”離開醫院,我邊走邊想,她們態度不好,我當市長的也有責任。

  記得剛當市長不久,一大早我騎自行車查看完民眾樂園場館,返回政府機關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沒帶雨具,便躲進街旁的一家藥店避雨。沒想到,店裏的售貨員見我其貌不揚,黑不溜秋,一副鄉下人打扮,硬是把我從店裏趕了出來。我沒有分辯,走在雨中,一陣心痛:沒有善良和寬容,武漢能成為一個開放型、國際型的大都市嗎?後來,還有好幾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過類似的“禮遇”。那段時間,外地來客對武漢的服務態度也頗有微詞,我感到壓力很大。作為一個改革開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對世人!武漢市的服務工作沒抓好,我這個當市長的挨罵也活該。這也讓我下決心整治窗口行業的服務態度。我把自己在武漢港十五碼頭的“遭遇”,通過媒體曝光,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由此展開了一場全市人民參與的大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各行各業服務態度的整改和服務品質的提高,改善了武漢市的形象。

  這年7月,我牙根發炎,不停流膿流血,到醫院治療,不見好轉,心裏很著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醫務室,向值班的同志説明瞭病情,一個30歲出頭的女護士熱情地説:“可能是缺核黃素,你多服幾粒試試。”我想,這個藥多吃也不會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連吃了幾次,果然不到兩天就好了。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裏沾砂糖”。

  記得有一次騎自行車上班時,邊騎車邊考慮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個四腳朝天,一條腿鮮血直流,到辦公室時衣服與傷口黏在一起,疼痛難忍,但我仍然像沒事一樣去主持會議。

  武漢是一個老工業城市,如何增強企業活力,對武漢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搞好企業,關鍵是要有一大批優秀的經營管理人才,並且讓他們有責有權,真正發揮作用。當時,我們通過改革選賢任能,不少多年經營不善的企業很快改變了面貌。1985年武漢市聘請格裏希當武漢柴油機廠的廠長,媒體一度炒得很熱,中央很重視,萬里、姚依林、張勁夫、朱鎔基等同志十分支援,説這個敢為人先的試驗很好。後來我又發現一個現象,武漢有的企業,因領導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業無所適從,經營一塌糊塗。而有的企業沒領導去,卻發展得很好。比如,一個生産水泥管的廠子,一年得了兩塊銀牌。我知道後説:“領導到企業去,講的話或作的指示,企業領導聽一聽,不要太當真,作主的是你們自己。”

  上世紀80年代初,武漢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萬,居民吃菜問題是歷任市長的心病。“淡則斷,旺則爛”,農民不高興,市民不滿意。我當了市長,這同樣是一個擺在面前的難題。記得1983年3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同志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我應邀參加,他説:“要改革,不然武漢是活魚變死魚,死魚變臭魚。”我説:“不會的。”他説:“你很年輕,要真幹!”中午還請我們吃了飯。我記住了萬里同志的話,下決心靠改革解決這些問題。從此武漢大刀闊斧地開展了蔬菜管理體制改革。當時武漢有150萬個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於300萬斤。武漢人還有個習慣,非得吃葉菜才算是蔬菜。而統購包銷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制約了廣大菜農的生産積極性,有的鄉、村甚至還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讓農民在自留地種菜,甚至派民兵站崗嚴防農民私販蔬菜,由此還引發過流血衝突。計劃經濟的舊體製造成了供應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潰”,武漢的蔬菜供應就會出現很大的缺口。菜價猛漲,群眾怨聲載道,有的人還打“市長專線”罵娘。我們痛下決心改革體制,放開市場,放開限價,讓農民進城,激發菜農的積極性,允許並鼓勵自留地的菜上市。同時允許外地的蔬菜進漢,加上“春秋兩淡”我們積極組織外菜補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資金平抑菜價,終於放活了市場,富裕了菜農,保障了供給。市民高興地説,過去吃的是“無縫鋼管”樣的竹葉菜,“馬鞭子”似的莧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丟四還不止,現在吃八丟二還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鍋,很實惠。

  1984年,萬里同志到武漢來,我陪他到農貿市場視察。他看到活蹦亂跳的大魚,十分高興,説:“小吳,你不是滑頭。”中午陪他吃飯,他還説了許多。1986年9月,我調任江西省長時,萬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亞訪問。回國後,他到浙江視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鎮視察,我有事來不及趕到杭州,在上饒才上車。他同我談了約3個小時,説:“中央要你到江西當省長,你還是要同在武漢一樣,大膽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江西比較保守,領導之間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廣東、浙江學習,把經濟搞上去。”

  寫到這裡,又想起1984年武漢“嚴打”,公安部門抓了1500多個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難過。在會議室我講了一個意見:能否請他們的家長和單位領導來做工作,對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領回去記錄在案,一個月去派出所報一次到。最後批准拘留審查的,只有問題比較嚴重的57個人。這種做法得到了群眾的理解和支援,社會反響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漢葛店化工廠工作時就認識夏菊花,她是著名的雜技演員,受到過毛主席的接見,不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業心強,為我國雜技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離開武漢後,她要我幫過兩次忙。2001年全國人代會期間,她找到我,説要在北京搞一個國際雜技大賽,需要600萬元,她給朱鎔基總理寫了封信,要我幫她轉交。我對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王忠禹同志説:“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氣很大,臉皮很薄,建議總理支援一下。”朱總理很快批了。她激動得多次對我説:“真沒有想到,總理效率這麼高,這麼重視雜技事業,朱總理真是人民的好總理,麻煩你向總理轉達我們雜技界深深的謝意。”後來,我聽説這個大賽辦得很成功。2008年,她又找到我,説希望在北京建一個國家馬戲院,她給溫家寶總理寫了封信,又要我幫忙轉交。我只好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夏菊花已七十多歲了,當了27年中國雜協主席,很想建一座國家馬戲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議批得緩和一些,否則她會哭鼻子。”並請秘書小余把信送去。3天后,溫總理批了,把她樂得不知説什麼好,一再説“溫總理這麼重視雜技事業,我們非常激動,麻煩你一定向總理轉告雜技界同志們的衷心感謝”。

  在武漢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會的起步階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裏做了點兒事,得到過幫助,得到過認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經歷過艱難。我十分感謝武漢人民給予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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