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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妹”之父屢遭舉報為何至今才被刑拘?

2013年01月14日 08:30 來源:中國青年報 字號:       轉發 列印

  鄭州“房妹”事件成為歲末年初的輿論熱點。1月4日被鄭州市人民檢察院立案查處的鄭州“房妹”案主角翟振鋒6日已被刑事拘留。據調查,“房妹”全家擁有多達29套房産,更讓人吃驚的是,一家四口都是“雙戶口”。

  其實,早在此前,“房妹”之父翟振鋒已被舉報多次,紀檢部門也曾多次立案查處,他受到的最嚴厲的處分是“開除黨籍、行政撤職”,但最終都沒有進入司法程式。

  “為什麼翟振鋒屢遭舉報卻能逍遙法外?因為他經營多年有複雜的關係,區裏、市裏、省裏甚至北京都有人,有人保他。”一名舉報者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稱,翟振鋒背後有保護傘。

  企業改制中涉嫌造成公有資産流失被舉報多年

  鄭州市長城賓館的100多名職工,從2000年便開始了漫長的維權之路,曾300多次陳情“告狀”。他們告的主角之一便是翟振鋒。

  據一位熟悉翟振鋒的政府工作人員介紹,生於1963年的翟振鋒,早年部隊轉業後在家鄉鄭州市下轄的新密市公安系統任職。當時在新密曾開辦造紙廠,但因經營不善,企業沒有做大。1995年,翟振鋒調任鄭州市二七區齊禮閆鄉政府任主要領導。1998年年初,因與鄉政府其他領導長期不和,翟調離齊禮閆鄉,任二七區計經委主任。

  長城賓館的100多名職工稱,時任鄭州市二七區計經委主任的翟振峰利用職權,借企業改制之機將原歸二七區集體工業聯社所有的長城賓館和二七區原工業局辦公大樓先後給了私企老闆楊新安,使近億元公有資産流失。

  長城賓館建於1985年,是由二七區原工業局、區集體工業聯社投資,1988年3月建成開業,産權屬區集體工業聯社所有,工業局撤銷後由二七區計經委代管,1998年經評估賓館總資産1510萬元。

  長城賓館的100多名職工稱,1998年4月,時任計經委主任的翟振鋒等和鄭州市聯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新安暗中勾結,打著改制的旗號,對長城賓館以競標形式實行“委託經營”,競標標底為150萬元,即誰出150萬元便可獲得長城賓館的經營權和股權,區屬企業單位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參與競標。

  “但事實上,這是翟振鋒和楊新安一起製造的一場騙局。基層廠長們説,競標沒有搞,連會議都沒召開,翟和楊私下商定把賓館給楊,所謂招標,就是個幌子。”長城賓館原黨支部書記曹愛娟説。

  曹愛娟和長城賓館原會計徐金梅、副總經理劉璇宇等人稱,翟振鋒在區紀委調查時卻説沒人投標,競標失敗,可他提供不出競標失敗的任何依據。1998年6月,翟振峰直接簽發文件任命楊新安為長城賓館總經理。1998年12月,翟和楊又串通,玩弄手段,簽發了二七計經字(1998)72號文件,對賓館改“委託經營”為“聯合經營”,讓楊新安出資100萬元,楊仍未出,而是利用職務之便,將賓館新購的一輛2000型桑塔納轎車和83萬元資金交給了計經委。

  更重要的是,72號文件請示變更區集體工業聯社對長城賓館的所有權,在沒有得到上級批復,也沒有産權人區集體工業聯社全體成員同意的情況下,1999年4月28日,翟振鋒擅自簽發了二七計經字(1999)11號文件,變更了長城賓館産權,原屬於集體聯社的財産就這樣落入了楊新安的囊中。他們對外宣稱是楊新安個人出資100萬元,把長城賓館買了,經過二七區紀委等部門審計,楊個人未出一分錢。

  全國人大常委會1993年3月頒布的城鎮集體工業聯社資産管理有關法律法規明確指出,聯合經濟組織的財産屬於本組織範圍內全體勞動群眾所有,受國家法律保護,任何政府部門、單位、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調、侵吞、佔用。

  “長城賓館是二七區幾十個工業企業上交的管理費建的,財産屬於這些企業共有。翟振鋒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將原值1510萬元、現值8000余萬元的聯社資産拱手給了私企老闆楊新安。”曹愛娟説。

  曹愛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長城賓館主樓因建京廣快速路在2010年夏天被拆除,拆遷補償金7443萬元,4000多萬元已不知去向。“群眾多次反映,二七區有領導以賓館已經改制,政府管不著為由不但自己不查,也不讓公安局查,還有人給分局施壓,不讓立案。”

  據介紹,隨後,翟振鋒又把原區工業局辦公樓(院)給了改制後的長城賓館,拆遷後的安置房了無蹤影,造成公有資産再次流失。

  和長城賓館改制一樣,有相同命運的還有預製件三廠、二七紙袋廠、月季城飲料廠、二七食品廠等多個企業。

  “二七區幾十個工業企業,翟為何把公有資産一而再、再而三地都給楊新安,而其他企業沒有得到一分一厘?這幕後究竟有著怎樣的交易?”一份有長城賓館100多個職工簽名的舉報材料這樣質疑道。

  曹愛娟告訴記者,長城賓館100多名職工從2000年開始維權陳情告狀,2009年年初經人指點後才把矛頭指向了翟振鋒。

  “我們賓館職工前前後後跑了300多趟,朱是西任區委書記時還比較重視,責成區紀委調查,但朱是西調離後情況大變,有些官員公開充當保護傘,包庇、偏袒,以各種理由開脫,對職工大發脾氣,全力打壓,不但通風報信,甚至將我們的舉報信轉交給被舉報人。無奈之下,我們三次赴京向高層領導和有關部門反映,但只要轉回二七區就被棚架在那裏。”曹愛娟稱,“這次市裏立案,讓我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是翟振鋒等人經營多年,上上下下編織了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他們已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查案不會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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