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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間，北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但有一個數字幾乎沒有變化——計程車數量控制在6萬輛左右，而且到2015年，這個數字也不會有大的變化——北京“十二五”交通規劃提出，計程車總量繼續控制在6.66萬輛以內。
這10年，並非市民出行沒有新需求，也並非百姓沒有“打車難”的呼聲。這10年，計程車司機、人大代表在奔走呼籲，媒體在吶喊，官方研究機構在調研，國務院領導有指示，但都無法改變10年前就已形成的利益格局。
2012年8月16日，北京市“十二五”時期交通規劃正式公佈。不出行業觀察者所料，規劃中北京市計程車行業仍將實行總量控制，計程車總量繼續控制在6.66萬輛以內。這意味著嚴苛的準入制度仍未鬆動。
離1992年北京市提出解決“打車難”、大力發展計程車行業已經過去了20年，但如今，“打車難”仍是北京這個超級大都市頑固的城市病。
這20年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使這個行業從恣意生長到遭遇管制，直至走向一個不可撼動的利益格局？
1992～1993：的哥的“好日子”
留著板寸的王學永一臉精明。他有三個老式手機，一個攥在手裏，兩個用橡皮筋綁在一起，“有對外的、對內的，誰都可以打，這個呢，接活兒用。”——這個當年北京開放計程車市場時最早一批加入的計程車司機，如今在開黑車。
1992年年初，王學永和日後的維權戰友們還都彼此不熟悉——“北京最牛的哥”董昕正在原通縣一家種子廠做會計，他每天都想著怎麼收回公司的爛賬、呆賬；走“人大道路”的邵長良則在豐台區民政局下屬的電器公司當司機。
1992年的北京城，打車可不是個容易事。那時候，北京計程車還是主要針對外賓和外省遊客的交通工具。政府對投資主體進行嚴格限制，不允許私人資本進入。根據北京市計程車管理局的一份內部統計，1990年，北京市只有263家計程車企業和22個計程車個體戶。
然而，改變以人們想像不到的速度到來。
1992年年初，鄧小平南巡談話為意識形態鬆綁，隨後，當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了《加快發展第三産業的決定》，辦“三産”一時風行。國家工商總局在隨後出臺的意見中寫道：“在促進第三産業的發展中，首先要貫徹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的方針，多形式、多渠道地發展；其次要簡化登記註冊手續，提高效率。”
和飯店、旅館等行業一道，計程車成了熱門投資項目。北京市當時的政策是，“符合條件就批，將企業推向市場，優勝劣汰”，並且對計程車企業提供貸款等方面的優惠，希望借此解決“打車難”，實現“一招手就能停五輛計程車”。
雖然“符合條件”就限制了私人資本進入，但在實際操作中，私人資本只要找到局級單位“挂靠”管理，就可以掛牌成立企業，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品質審核。
1992年，董昕借了10萬元，加入了原通縣人民檢察院辦的“三産”出租汽車公司，王學永則去了北京果脯廠下屬的京脯出租汽車公司。邵長良一開始想申請個人計程車營業執照，但到1993年年初政策已經收緊，個人執照“託人批也批不下來”。私人轉讓的牌照倒是有，但是談了幾個，價格越來越高，等不起的邵長良最後去了京陽出租汽車公司。
彼時，當個體戶還是給老闆開車其實差距不大。個人申請計程車營業執照需要自己買車，同時每個月交給政府不到1000元的管理費。加入計程車公司則一般有兩種“承包”方式——租公司的車開或者交一筆“預收承包款”自己把車承包下來。自己承包車比開公司的車要多付一部分車款，但每個月的承包款要低不少，並且車到期後屬於司機本人。
邵長良一開始開公司的車，每個月要交3000多元承包金。他覺得不划算，於是舉債8萬元直接把車買了下來，每個月交1000元的份兒錢。
對於司機們來説，那是一段幸福的時光——企業蜂擁而至，司機的供應卻跟不上。很多公司競相降低承包金吸引司機。王學永還記得自己在交管局考試結業的時候，主管機構——1992年剛升格為副局級的北京市計程車管理局還特地舉辦了一堂結業課，“就是領導講故事，講前景，無限美好”。
用著價格還沒有飆升的汽油，跑在不見堵車的北京路面上，即使是沒錢包車每個月要交3000多元份兒錢的王學永，每個月都能餘下近2000元。在那個年代，這筆錢比之於工廠幾百元的工資，算是高收入了。
根據北京市計程車管理局事後的統計，到1993年5月，一年多的時間裏，北京計程車行業創造了約5萬個就業崗位，計程車公司從1991年的201家變成了1085家，運營車輛從1991年的1.62萬輛增加到了4.9萬輛。
[ 責任編輯：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