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導致一個政權興替的致命因素中，腐敗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最重且難以救治的腐敗，則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極端專制主義。
作者係歷史學者
親情鄉情與“夫人政治”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國史學者合著《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一書，內容涉及蔣氏“非凡”的人生經歷、性格、心理。書中充分利用近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和檔案文獻，對蔣介石其人的多面性、複雜性、矛盾性及其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力，做了初步的描畫。限于篇幅，本文僅就書中所寫蔣介石與家族親緣關係一端，略加述評。
作者説，蔣介石少年喪父，深懷“戀母情結”。在他一生哭泣史上，有過三次最傷痛的“泣”：十三歲離鄉讀書暑假回家省母之泣，嚎啕大哭，哀動鄰舍。走時，離家一二十里猶暗自哽咽。十五歲成婚之日，微聞母泣，乃大哭不止。“嗚呼寡母傷心事，誰能知之。”（1931年3月14日日記）三十五歲母喪之泣。母逝後，蔣即自律：“以後無論陰曆陽曆，凡為母親忌辰之日不食物葷，不動氣，不禦色。”（1922年6月4日）。蔣日記中懷母之情多見，每遇挫折也常思母，並多以“不孝”自譴。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齡。蔣日記中時稱宋為三妹，或三弟。）往吳淞遊行，聞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鬱沉悶。人有母愛其子，兄愛其弟，姐愛其妹，妻愛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誰愛誰惜誰知余？嗚呼！苦莫若于孤兒，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侶俱無，萬事灰心，吾母不能復生矣。”兩天后，又重復思母之痛。1931年4月26日：“夜半聞子規之聲，而憶吾母起床喂蠶時，嗚呼！不能復見矣。”同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兒（蔣經國尚在蘇聯———筆者注）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實無顏以對父母也。”1933年11月2日：“我之事業日趨於敗亡，將何以慰慈靈，經兒留俄，回家無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蔣介石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多記幼時乖張頑劣之態，自我痛愧，應是真情表白。1906年蔣介石去日本學軍事，翌年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皆違逆母命而行，母傷心欲絕。蔣介石常在日記中反省性情“兇暴”，任性使氣，致母生病而悔恨莫及（1928年3月29日）。在婚姻方面，蔣介石也自感對母“不孝”。十五歲奉母命與二十歲的毛福梅結婚，盼早傳香火。八年後生蔣經國後，毛氏再無生育。妾姚冶誠，亦無所出。待幼弟蔣瑞青病亡，蔣母逼蔣介石將經國過繼給死去的瑞青，蔣無奈從命，只能收養蔣緯國為子。蔣母去世後，蔣雖再娶陳潔如、宋美齡，仍無生育。陳潔如説，蔣因淋病而喪失生育能力。蔣1918年日記“年底雜錄”中有過治療淋病之事。據蔣1929年8月25日日記，宋美齡婚後有一次小産。查陳誠夫婦1932年6月18日、1935年8月21日書信，可知宋美齡曾經兩次小産，並稱宋“望子心切”，應屬可信。總之，姚、陳、宋三每人平均無生育，蔣對妻妾不無愧意，對母親更加歉疚，一再自責“不能盡孝于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至今後悔已無及矣。”（1934年2月19日）蔣母墓側，有蔣親撰聯語：“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蔣介石給人留下“至孝”的印象，顯然不是裝扮的。
本書揭示，親情與鄉情在蔣介石人生歷程中，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自黃埔建軍到敗退大陸，二十五年來蔣介石南征北戰，很少回鄉長住。只有在他三次下野後，都立即返回奉化溪口，緩解壓力，謀求再起。家鄉秀美山川，化解內心積怨；親人之愛，鼓起鬥志。1927年8月12日，蔣第一次下野，第二天即返溪口，長住五十天，9月22日離鄉經滬赴日。觀蔣介石日記自5月起，幾乎天天在日記中寫“叛逆未滅，列強未平，何以為家？”而從返鄉當天，“何以為家”四字已不再提。在反思敗局同時，他有時間考慮“為家”之事了。9月23日晨，船抵上海，蔣“即訪三弟”（宋美齡），當晚再“與三弟敘談，情緒綿綿，相憐相愛，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1927年9月23日）26日與宋訂婚：“人生之樂以訂婚之時為最也。”28日，蔣啟程赴日，欲求宋母對婚事首肯。當天日記：“六時起床整裝往別三弟，情緒綿綿，何忍舍諸。”別後不到三天，蔣日記又雲：“近日無論晝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別無所思矣。”10月3日，蔣在宋子文陪同下拜訪宋母，正式求婚，蒙允。蔣不掩愉悅，記下宋母“雙眼釘（盯）看，未免令新婿為難”云云。12月1日，蔣回國不久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盛大婚禮。當天日記：“見余愛姍姍而去，如雲飄露荷，平生未有之愛情，於此一時間並現，不置余身是何處矣。”
第一次下野，蔣介石不僅收穫了愛情，而且贏得妻兄宋子文的支援。曾經是左派的宋子文，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將一千三百萬元軍餉扣留不發，迫使蔣介石同意遷都武漢。蔣恨得咬牙切齒：“子文狡賴”、“子文吝刻”（1926年12月26日、1927年7月26日）。蔣宋成婚，宋子文完全轉向蔣，1928年1月擔任財部長，助蔣把浙江財團拉入蔣政權。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第二次下野。一週後，在宋美齡陪同下返鄉，居住近月。宋子文盡全力控制財政，調撥蔣軍所需軍費。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財政完全癱瘓局面下，舉步為艱，為蔣復出留下空間。蔣鄉居心境，因思念蔣經國而惆悵不已。“時念慈母並唸經兒，而夫妻兩人如賓相敬，雖無子女，亦足樂也。”（1931年12月25日）宋美齡忽患病，“晚以妻病心悲不安之至”，“經國如未為俄寇所陷，則余雖不能生見其面，迨余死後彼必有歸鄉之一日，如此則余願早死以安先人之靈也。”（1931年3月27日）1932年元旦，蔣“鬱鬱殊甚，念子尤切”，“妻病未痊甚憂也。”1月3日，宋氏赴滬治療，直到15日返回蔣身邊，蔣仍“憂慮之至”。（1932年1月1日、3日、15日）每逢宋氏不在身邊，蔣“極想”、“時思”之情，便出現于日記。直到這年年底，蔣大體上完成對中央政權的改造後，日記筆調才露歡欣：“以夫妻和睦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1932年11月30日）1936年12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宋美齡挺身馳陜，營救丈夫脫險，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大局。蔣介石1940年代出訪印度、埃及，宋美齡都偕行輔助。中國抗戰最困難時期，宋美齡赴美與羅斯福會談，爭得美國援華抗日，取消不平等條約，廢除排華法案，等等。隨後，列強紛紛取消對華不平等條約。宋氏“夫人外交”，其功至偉。
在中共軍事打擊和美國拋棄之下，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第三次下野當天即返回溪口，長住近百日（中間赴杭一日即歸）。其時，宋美齡赴美面晤馬歇爾，乞求美援。蔣介石雖認為“絕無希望，不必多此一舉”，卻因宋氏堅持“以為個人榮辱事小，國家存亡事大，無論成敗如何，不能不盡人事雲，余乃允之，不忍掃其性耳。”（1948年11月25日）宋氏赴美當天，蔣日記：“昨晚與妻聚談，依依不捨，夫妻愛情老而彌篤。”“午夜醒時，妻又悲泣不置，被稱為何國家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稱彼對經兒之愛護，雖其親母亦決無如此真摯，但恐經兒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別淒語，感慨無窮，彼為余與國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實有不能言之隱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詞果能表達其萬一耳。但願此次飛美，得蒙上帝保護，使其心身康健為祝耳。”（1948年11月27日）蔣雖不信美援必得，但仍存一線希望，直到12月5日，“接妻電與馬（歇爾）第二次長談似無結果”，他才死心，並感慨夫人此行“恥辱重重，心緒抑鬱，不可名狀，前途幾完全黑暗矣。”（1948年12月2日、5日）蔣介石此次下野返鄉，夫人雖不在側，卻有長子經國、長孫孝文始終陪侍左右。蔣最痛苦之時，蔣氏家族始終支援，給以極大安慰，使蔣痛定思痛，重振再起之意。“此次下野無論將來成敗之影響如何，而在京時一切措施與佈置比較從容裕如，回家後又值舊曆年關，重過幼年難得之生活，自覺只有欣慰而毫無悲慼之感。此種幸福之享受，可謂意外之天賜也。”（1949年1月“本月反省錄”）3月11日，是宋美齡生日，此前一天，蔣“電夫人祝其五十足壽。”（1949年3月10日）
中國國民黨當政大陸二十二年間，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在大部時間裏聯手掌控國家最高權柄。其中，蔣、宋、孔因家族親緣關係，對於強化蔣氏獨裁的“黨治”架構，以及國家政治、經濟、外交諸層面，影響巨大。該書對此有專章論述，頗具特色。內中敘及“夫人政治”一段文字，更為精到。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出身一般商人家庭，對政治的興趣和影響力有限。蔣夫人宋美齡、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則大不同。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被蔣介石視為“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感其“協力謀國之盡誠，世無其匹也”；“除妻外無一人能為余代負一分責，代用一分心”；“誰妻能知我慰我也”（1937年8月3日、9月20日、10月9日，1938年12月13日）。如陳布雷所言，“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唐縱日記1944年8月15日）。宋美齡的話可為陳言注腳：“無論商家與住室，若無家主與老闆娘時刻貫注全神，管理業務，則必不成其言。……因之無論家與國，皆必須有主，而且必須全賴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奮鬥，其他皆不可靠也。”（1941年11月30日）在蔣宋夫妻心目中，國就是家，蔣介石既為“家主”，宋美齡就是“老闆娘”。宋美齡的主意，往往影響蔣介石的決策。宋美齡與其姐宋靄齡親近，後者熱衷於干政，丈夫與子女更貪戀財貨，事被舉報後，往往借助宋美齡之袒護過關。1948年秋，蔣經國在上海“打虎”，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輕輕放過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舞弊案，就緣于宋美齡搬出蔣介石親自干預，使小蔣“打虎”之舉功敗垂成。
“夫人政治”，固然為國民黨的敗局推波助瀾，卻不是根本問題。八年前，我説過，導致一個政權興替的致命因素中，腐敗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最重且難以救治的腐敗，則是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極端專制主義。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並非不反貪污，然而，在一黨專政統治下，民眾監督、新聞監督、法律監督、分權制衡機制、監察檢查機制，等等，或者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而實亡。如此這般，其官場之貪墨，吏治之腐敗，便如潰堤之洪水，下山之猛獸，一發而不可收拾。俗話説“左手管不住右手”，自我監督云云只是一句好聽的空話。在專制政權下，再好的良法，也會變異為惡法。治民不治官，治下不治上，官官相護，上行下效，便只能是“無官不貪，有吏皆污”了。蔣記南京政權以其短命的歷史，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號稱民主共和實乃專制獨裁政府的反貪失敗，終至民心盡失，走向潰亡的結局。“失民心者失天下，誰也擋不住！”正是此理。（參見拙文《民國反貪何以失敗》，2004年，刊于《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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