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後,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近來不斷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對此,臺灣《旺報》4日刊載短評指出, “恥感”是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東方社會的特徵,反腐的法制建設基本工作不能放鬆,找回儒家文化的“恥感”也要齊頭並進。
文章摘編如下:
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與劍》,認為“恥感”是日本文化特色,有別於西方的“罪感”;在恥感社會中,個別成員會因外在他人産生的影響,進而約束自己行為模式,也就是更在意外人的評價和觀感。
由儒家文化為基底的東方社會,相當程度都有“恥感”文化的背景 。例如禮義廉恥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標準。但是慢慢地,“恥感 ”在逐漸流失。
中共認識到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李克強副總理在一場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求開會少説客套話,被視為官場清流。
反腐倡廉的重點當然不只在開會形式一端。王岐山説,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他還説,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誠哉斯言!法治終究比人治更穩當可靠,專家建議完善法律,進一步規範官員財産申報,都是正確的方向。
建立法制規範是反腐的基本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回儒家文化中的“恥感”。現在民眾對腐敗反應最烈,特別是某些基層幹部利用職權謀私利。這種腐敗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官員本身、他的家人不以為恥,連帶週遭的屬下、同學等等的社會網路,都不覺得腐敗可恥。雷政富之流説不定還是許多人欽羨的對象, 這才是最大的危害。
腐敗以嚴刑峻法懲治,以盡懲戒之事;還要激發心中恥感, 全社會視貪腐為恥,才能從根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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