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灣“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通過凍結臺當局“經濟部長”張家祝明年度的年終獎金,至於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的年終獎金,“立委”們表示也將在審查經建會預算時提出相同的提案,以讓“閣員”知所警惕。
臺灣《工商時報》2日發表社論指出,經濟委員會以臺當局“經濟部”對總體經濟的治理能力有重大問題為由,提案將部、次長年終獎金先刪一半,再凍結一半,等到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季超過3%,或失業率連續兩個月低於4%,再予以解凍。最後在“經濟部長”張家祝一肩承擔下,次長們的年終獎金幸而得以保住。
臺灣“立法院”凍結臺當局“經濟部”、“經建會”負責人年終獎金,這並非第一回。去年此時臺當局“經濟部長”施顏祥、“經建會”主委尹啟銘的年終獎金也遭凍結,理由是臺灣景氣太差,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們必須待經濟增長回升到一定水準,並經“立院”經濟委員會同意後始得動支。
對於凍結“閣員”年終獎金,“立委”們長期以來的論述不外是勞工日子難過,臺灣“經濟部門”首長自應苦民所苦。這個論述誠然有理,但臺灣近年經濟表現不佳,實與國際景氣有絕大關係,面對歐債危機及全球景氣低迷,臺灣的財經官員縱有經天緯地之才,恐亦無扭轉乾坤之能,以此責之,未免太過。試問當上世紀7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襲卷全球之際,經濟實力強如美、歐,亦復如何?他們有凍結“閣員”的薪資嗎?
依去年底“立院”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只有當今年臺灣經濟增長率達到經建目標3.8%,臺灣“經建會”主委與“經濟部長”兩人才能領年終獎金。然而國際景氣瞬息萬變,若以這個經建目標做為領年終獎金的標準,莫説臺灣“閣員”領不到,韓國、新加坡、香港、日本也全都領不到。
社論説,臺灣“立法院”必須明白,臺灣高度依賴外貿,長期以來商品及服務輸出佔GDP逾七成,國際景氣深深影響臺灣的經濟表現。一位“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任內,最重要的工作並非去保二、保三,而是去改善臺灣的投資環境、提升臺灣的經濟體質、建構臺灣十年甚至二十年長期的經濟發展藍圖,而這些工作絕對不可能立竿見影。一位讓人懷念的“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並非在任內創造了多高的經濟成長率,而是為日後臺灣留下多少典章制度,為臺灣留下多少經濟資本。
社論還指出,觀察近半個世紀的臺當局行政部門,我們會發現致力改革者,為臺灣日後經濟留下典章制度、經濟資本者,任內未必年年繳出漂亮的成績單。例如上世紀70年代孫運璇出任臺灣“經濟部長”,碰上石油危機,1974年、1975年經濟增長率降至1.4%、4.9%,然而我們能因這兩年的經濟表現不佳而否定其貢獻嗎?再如上世紀80年代碰上二次石油危機的“經建會”主委俞國華、2000年碰上網路泡沬破滅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彼時臺灣經濟皆出現罕見的低迷,但能因此責怪他們治理能力有問題嗎?
社論認為,近半世紀以來,孫運璇、俞國華、林信義三位皆是令人尊敬而有遠見的臺當局經濟官員,但如果用今天“立法院”凍結官員年終獎金的思維,那麼孫、俞、林這三位首長當年恐怕也領不到年終獎金,試想這樣合理嗎?觀察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可以發現,大凡經濟體在蓽路藍縷的年代,總是出現一些大格局、有遠見的官員,他們不拘泥于一、兩年的經濟變化,而是放眼10年、20年的經濟消長。以臺灣“立法院”今天這種凍結官員年終獎金的思維,極盡羞辱官員之能事,哪還留得住有遠見的官員?而不能留住有遠見的官員,臺灣未來的經濟還有何希望可言?
社論説,臺灣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行政主管部門改組頻繁,民進黨執政8年6易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而國民黨執政迄今5年多竟也換了四任。每位經濟主管部門負責人上任之初雖多有理想,但在政治現實下,終其一任所能做的就是去執行一些短期振興經濟方案,而把土地規劃、財政紀律、産業結構及經濟體質調整這些攸關長期實力的工作留給下一任,任任如此。臺灣近年經濟成長之所以經常落居亞洲四小龍之末,實為10多年來不著眼于長期政策使然。近年“立法院”不以長期發展思維責之,反而又以短期經濟能否保三、保四作為年終獎金髮放的標準,其短視程度又更甚于“行政院”矣!
社論認為,臺灣10多年來的經濟之所以每況愈下,經濟表現與韓國越差越遠,實因“行政院”與“立法院”過於專注短期的經濟表現使然。然而今天的民生疾苦,豈非昔日長期政策失算造假的後果。若今天我們還不著眼于財政紀律、土地規劃、人口老化、産業結構等長期政策,5年後、10年後臺灣經濟的低迷又該怪誰?屆時難道又要臺灣行政主管部門再提振興方案、然後再凍結官員年終獎金?長此以往,不必有未卜先知之能,亦可算出臺灣的經濟破敗之日,已為期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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