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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和江丙坤誰才構成殺人罪?

2014年08月18日 08:00:00  來源:台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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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聯合報》17日發表社論,向社會大眾提問:陳菊在高雄氣爆案是否構成殺人罪?文章摘錄如下:

  在高雄氣爆事件中,陳菊是否應為慘重的死傷受到殺人罪的追訴?如果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唐突、甚至荒謬的話,表示你認為“殺人罪”應持比較嚴謹的定義,對行政首長職權的界線也有一定保留,認為在行政事務上應該講究分層負責,不能無限上綱。

  事實上,這個問題一點也不荒謬,也毫不唐突。我們之所以提出這項疑問,主要是要藉此來凸顯另一事件的荒謬。試想,在一樁造成卅死、三百餘傷的慘重公共安全事件中,對理當負責的陳菊,如果要依殺人罪將她起訴,都嫌過當;那麼,“行政院長”江宜樺只不過下令驅離佔領“行政院”的群眾,卻遭臺北地院列為“殺人罪”被告並遭到傳喚訊問,那會是個適當的罪名嗎?

  讓我們比較一下這兩個事件的性質和異同。氣爆災難是嚴重的公安意外,高雄市政府平日對地下管線疏于管理及掌控,在處理氣體外泄事故時缺乏專業判斷,既未迅速控制災情,又未及時疏散居民、管制交通,以致打火弟兄及無辜市民慘遭冤死,都有行政疏失之責。陳菊僅讓四名局長以上人員辭職扛下責任,其實她自己的政治責任和道義責任也不輕,連綠營內部都有人覺得她應該下臺負起責任。

  相對的,三月的反服貿佔領“行政院”行動,“閣揆”下令排除佔領,是維持社會秩序及政府正常運作之必要作為。在過程中,因警方與民眾的拉扯推擠造成一百多人受傷,其中六十多人為警察;其間,查出有六名警員動用警棍打人,那畢竟只是少數,並非首長下令警員打人。這場排除民眾佔領官署的維安行動,在明知無人身受重大傷害的情況下,綠營律師卻惡意利用訴訟戰略,向江丙坤及相關警政分局長提出“殺人罪”之訴;而法院亦不分青紅皂白,迅即將“閣揆”等人傳喚到庭,創下司法干擾行政權的惡例。

  兩相對照,高雄市政府因“不作為”導致民眾重大傷亡,卻完全不受殺人罪之訴;相形之下,“行政院”依法行政“積極作為”維護秩序,卻僅因現場嚴重推擠有人輕傷即被控殺人。怠忽職務不作為者無罪,依法作為之官員反而殺人罪纏身;兩者間的價值錯亂、責任及後果之背道而馳,完全失去了法理及比例,豈不令人瞠目結舌?

  事實上,在“行政院”的驅離行動中,若特定警員執行公權力時心存打人之惡意,以顯不相稱的粗暴手段對待民眾,從警民雙方的蒐證錄影,不難比對出這些施暴者的身影,並追訴其行政或刑事責任。然而,綠營律師舍此不為,卻刻意渲染、惡意上綱,將責任上綱為“行政院長殺人”;此舉,分明是利用司法來絞殺行政的操作。然而,地院法官竟也配合行事,承審法官林呈樵僅為試署法官,卻不顧“殺人罪”依刑事訴訟法應該召開“合議庭”的規定,不顧類似案件實務上“不傳訊顯然無關者”之慣例,一意孤行只手傳喚“閣揆”及警政首長到案訊問,這是個人英雄主義作風作祟,還是政治立場所致?更令人錯愕的是,江丙坤對這樣的安排竟不公開説明或駁斥,反稱“尊重司法”謙卑站上被告席;這不僅是自甘受辱,也貶抑了行政公權力的尊嚴。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後,有一名律師洪條根具狀到高雄地檢署提告,控告陳菊廢弛職務釀成災害,涉及“瀆職罪”。洪根條的政治立場,我們並不清楚,但他自稱是以個人名義對陳菊提告;而在驅離佔領案中,以顧立雄為首的律師團則明顯親綠,其實也是律師團主動搜尋受傷民眾並假藉其名義向法院提起“自訴”。前者告陳菊“瀆職”,至少是在法理皆可理解的範圍;而後者告江丙坤“殺人未遂”,則分明是欲加之罪,企圖利用司法程式來詆毀馬當局形象,並藉此羈絆行政部門的作為;可悲的是,執政黨竟毫不抵抗,還溫文恭敬地領受對方的唾沫。

  本報日前社論曾形容,目前臺灣民主政治的失敗方程式,是“刻薄”的在野黨與“怯懦”的執政黨的對陣:一方冷酷廝殺、嗜血無饜,一方庸懦畏怯,步步退讓,這又是一典型案例。尤其,近兩年,在野黨屢屢濫用司法戰術來干擾執政黨的作為,且不斷得逞,已弄到司法界線與“憲政”權責紊亂的地步,這是更讓人憂心之處。

  面對輿論指責,陳菊傲然以對;而江丙坤面對“殺人罪”之訴,卻無力為公權力辯護。這樣的朝野競爭,談什麼理性?有什麼衡稱原則?

[責任編輯:趙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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