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際導彈利劍強腦

　　要想成為戰場的主人，重要的不是你擁有多少數量的利劍，而在於你的利劍擁有多強的大腦。導彈控制系統，就充當著“大腦”的角色。

　　“東風五號”洲際導彈的設計方案開始於1965年，可以説它是生逢亂世。在此之前的導彈沒有電腦裝置，用分離元件組成的計算裝置，又大又重，計算精度也很差。“東風五號”要求目標打擊精度更高，控制系統首當其衝就要改變過去的制導方案。這是技術跨度非常大的舉措，每一項新技術都充滿了挑戰，都是設計師們需要面對的攔路虎。

　　為了制訂滿足精度要求，又具有發展潛力的制導方案，運載火箭研究院專門組織了“東風五號”制導系統的方案討論會，控制系統研究所在梁思禮和徐延萬的主持下，重點對捷聯式制導方案和平臺—電腦方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考慮到平臺—電腦方案能直接建立慣性基準，不需要坐標轉換，同時制導方案比較簡單，可以降低對彈載電腦的要求，在制導方程中不出現姿態角，所以也不需要高精度的模數轉換或數字輸出的感測器。此外，平臺能改善加速度表和陀螺儀的動態環境，有利於提高器件的使用精度。因此，經過反覆權衡，梁思禮最後決定在“東風五號”上採用這種新的制導技術。

　　平臺—電腦制導技術的關鍵是要有運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彈載電腦，也就是整合電路電腦，由它完成制導程式的實時計算，發出各級關機信號、程式俯仰信號、遙測數字資訊以及修正彈道用的導引信號。它的成敗，關係著“東風五號”有沒有聰明的大腦，決定著我國的戰略武器能否形成戰鬥力。

　　1965年，國外的整合電路剛剛研發出來，僅有美國民兵-2導彈使用了整合電路彈上電腦，元器件還經常出問題。而我國的電腦正處於從電子管向電晶體轉變的時期，其整體技術還比較落後，此時梁思禮他們的決定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膽決定。梁思禮用“在白紙上畫畫”來形容這項任務的艱難，“再難，也要咬著牙走下去，必須把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因為這是國家的需要。”

　　任務落在了梁思禮領導的控制所和航太771所的身上。先由控制所下達任務書，提出技術指標，再由771所具體研製。

　　20世紀60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説，電腦似乎還遠在天邊。控制所的技術人員對電腦也不大熟悉，除了能提出體積、品質、可靠性與適應惡劣環境要求外，卻提不出設計電腦需要的性能指標要求。任務書中只有計算的公式、計算時間與當量表示的計算精度等內容。因此，只有通過倣真計算來求出彈載電腦的字長、容量與速度等基本指標了。

　　由於受當時工作條件限制，大量數據只能靠手工穿孔紙帶輸入，運算一次要花很多時間。為了趕時間，辦公室裏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燈火通明，誰也不願離開工作崗位。梁思禮經常到實驗室了解指標計算、邏輯設計情況。電腦專家沈緒榜等人就依據邏輯設計做線路設計、版圖製作、晶片製備、器件組裝、整機裝調、運作考核、三防處理、例行試驗等，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條流水線一樣不停地運轉著。1966年9月，一台全部國産的22位雙極小規模整合電路彈載電腦終告完成。

　　正當大家如釋重負、喜極而泣的時候，一個壞消息傳來：所有指標都達標，只有一個指標未達標——電腦體積過大，裝不進彈艙，而且由於所用的組件太多，可靠性也不高。

　　梁思禮明白，解決的辦法唯有提高晶片的整合度，晶片用得少，體積就小了，電腦上的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對提高了。可在當時，這是個大難題，沒有一年半載是搞不出來的。

　　梁思禮開動腦筋並和大家一起商量，能不能從設計上來想辦法，在滿足精度要求下，調整電腦字長，這樣電腦體積不就小了嗎？

　　談起當時的思路，梁思禮常常引以為豪：“我們重新推導了制導方程和關機方程，犧牲一些方法誤差，以減少電腦的負擔，從而減少電腦的複雜性。從整個制導系統來看，方法誤差增大後影響不大。由此我們的彈上電腦採用的是增量電腦方案，沒有乘除法，只有加減法，雖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整合電路，解決了小型化難題。”

　　很難相信，東風五號洲際導彈上使用的第一台彈上電腦，竟然是只有12條指令，沒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術型增量電腦，其運算速度只有每秒近兩萬次的水準，存儲量小的只有768個字，制導計算完全是通過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這種彈載數字電腦參加了我國東風五號洲際導彈的首飛試驗，一舉獲得成功。

　　在1986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航太事業》一書中，這樣描述和評價了梁思禮的創新性貢獻：

　　為提高大型運載火箭的制導精度，專家梁思禮和他的同事們經過理論研究和反覆計算，完成了關機方程和導引方程的推導，從而有可能用一個中速度、小容量的箭上電腦完成大型運載火箭的高精度複雜運算。這樣的制導方案和國外常用的平臺式制導系統相比，具有突出的優點和創新，為我國慣性制導系統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途徑。

　　伏櫪仍存萬里心

　　梁思禮非常喜歡著名作家蕭伯納的名言：“人生並不是短短的一支蠟燭，而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一支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燒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後把它交給後一代人們。”耄耋之年的梁思禮，除了繼續為國防事業當顧問外，又當起了“80後志願者”。

　　從2006年到2012年7月，受教育部高教司委託，梁思禮所在的中國老教授協會面向全國高校開講了《當代中國國情與青年曆史責任》課程，在6年的時間裏，梁思禮以《中國航太精神和素質教育》為題，先後為北京十幾所著名高校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講課，直接聽眾3400多人，全國網路視頻聽眾有57000多人。他曾經多次講過的一個故事，震撼了青年學子的心靈：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樺（現在他已經去世了），當年我們都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我曾是航太部的總工程師。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導彈（民兵導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導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裏。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幹的民兵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幹的導彈是保衛我們祖國的!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我回國後和第一代航太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太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太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1999年10月1日，建國50週年慶典閱兵式在北京舉行，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禮返回祖國50週年。站在觀禮臺上，看著威風八面的導彈武器從眼前經過，回顧起中國航太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史，梁思禮感慨萬千。愛國主義、奮發圖強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盡屈辱的祖國繁榮昌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實踐在航太事業中兌現著自己的諾言。

　　梁啟超一生主張維新變法，為振興中華大聲疾呼。若他在天有靈，看到他的“老白鼻”為國鑄劍，看到國家從弱到強，當會何等的欣慰與驕傲！

　　（作者係原中國航太報社總編輯、中國宇航出版社副社長）

　　梁啟超沒有遺憾了

　　除去早年夭折的，梁思禮有8個哥哥姐姐。在父母的精心教育下，他們個個具有強烈的愛國心，且才華出眾、道德高尚。他們分別在文學、建築學、考古學、圖書館學、經濟學、社會科學、航太科技等領域各領風騷。其中，梁思成（我國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永（我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的開拓者）、梁思禮3人分別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國成立後中科院的院士，6人是專家。

　　梁啟超生前一直遺憾他的孩子中沒有一個是學自然科學的，沒想到他去世後，他最寵愛的小兒子梁思禮實現了他的遺願，先修無線電，後學自動控制，並成為梁家的第三位院士。梁氏兒女可謂“滿門俊秀”，梁啟超可以沒有遺憾了。（石磊）

　　養豬也樂呵

　　梁思禮有著非常樂觀、積極的心態，不論遇到什麼顛簸和風浪。

　　1974年，50歲的梁思禮從北京下放到河南正陽“五七”幹校勞動，幹校分配他當“豬倌”。

　　按説一個搞導彈的知識分子被派去養豬，這是對人才的極大荒廢。但是梁思禮從積極方面想，覺得這是對自己的照顧，此舉正好逃離“文革”是非之地，精神上反倒落得輕鬆和愉快。

　　生性樂觀的他，養起豬來也別有一番意趣。每天梁思禮戴上套袖，穿上圍裙，打豬草、拌豬食、清豬圈，幹得高高興興。梁思禮餵養的豬一聽見他“啰啰啰”端來豬食的呼喚，都爭搶著扒上圈墻。看著肥頭大耳、乾乾淨淨的“八戒”軍團，梁思禮很有成就感，還特地和它們合影留念。（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