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後戰場是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産黨依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開闢的。敵後戰場自開闢之日起，就被日本當局和侵華日軍視為心腹大患，實施了欲置之於死地的滅絕政策。但在中國共産黨的正確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緊緊依靠群眾，將抗日根據地建設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堅強堡壘，不但有效消耗了日軍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戰略上牢牢牽制住了侵華日軍，使敵後戰場逐漸上升成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透過戰時日本檔案資料和戰史資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敵後戰場在中國抗戰中的地位與作用。

　　敵後戰場的形成和壯大（1937—1940年）

　　1937—1940年是敵後戰場開闢、形成與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侵華日軍為維護佔領區的“治安”，發動了以敵後戰場為目標的“治安戰”，其重點是華北地區，百團大戰後擴展到整個敵後戰場。

　　“七七事變”後，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先是配合正面戰場作戰。1937年末，華北、華東的大片領土和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同志提出中共應進行以遊擊戰為主體的持久戰。按照遊擊戰方針，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後，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和華中先後開闢了晉察冀、晉冀魯豫等6個抗日根據地，標誌著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正式形成。

　　中國共産黨在敵後的抗戰，一開始便被日軍視為心腹大患。1937年12月22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方面軍佔領地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中，就把對八路軍進行“討伐”列入作戰計劃。從1938年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對抗日根據地發動“肅正作戰”。據日本華北方面軍獨立混成旅團直屬第三大隊作戰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憶，該旅團1938年4月在河北淶源、靈丘等地對八路軍進行“肅正作戰”，一年間進行了50次作戰，“我軍屢次討伐，土匪被消滅了，但八路軍的勢力卻逐步擴大。”時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的武藤章大佐回憶説，1938年秋，日軍華北佔領區“治安惡化”，尤其是共産黨軍隊以山西省山區為根據地，“巧妙地開展遊擊戰，在日軍防守的縫隙中倡狂地擾亂治安”。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從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八路軍已成功地在日本佔領區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成為插入日軍後方的一把利刃。

　　武漢淪陷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2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後對華處理辦法》中，規定日本中國派遣軍“如無特別重大的必要時，不準備擴大佔領地區，而將佔領地區劃分為以確保治安為主的治安地區，與以消滅抗日勢力為主的作戰地區”。這裡所謂的“治安地區”，主要是指敵後抗日根據地。1939年4月20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了《治安肅正要綱》，計劃從1月至10月分3期進行。在制訂計劃時，日軍還比較注意佔領區內國民黨殘余軍隊的存在，到第三期“肅正作戰”中就完全將重點指向了八路軍。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營在給日本中國派遣軍的《大陸命第363號》命令中提出：“大本營的企圖是希望迅速處理中國事變。”當時，日本中國派遣軍擁有24個師團、1個騎兵兵團，其中14個師團即56％的兵力用於對敵後戰場作戰，表明日本對華作戰重點開始向敵後戰場轉移。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了震動中外的百團大戰。據《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記載，“這次奇襲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相當的時日和鉅額經費才能恢復。”百團大戰顯示了八路軍的戰鬥力，也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百團大戰後，日本華北方面軍決定，“以治安第一為基調”“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滅中共勢力”。由此表明，以百團大戰為標誌，日本將對華作戰重點指向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抗日根據地，也標誌著敵後戰場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

　　敵後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1941—1943年）

　　1941—1943年，日本繼續將敵後戰場作為對華作戰的重點，對敵後戰場發動了大規模的“治安戰”，敵後戰場進入了抗戰以來最艱難的時期。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緊緊依靠群眾，挫敗了日軍的“治安戰”，承擔了中國抗戰主戰場的重任。

　　從1941年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將“治安肅正”作戰上升為“治安強化”作戰，強調“肅正的重點依然放在剿共上”，軍事作戰“主要是對共産黨根據地進行殲滅戰”。此時，日本華北方面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所謂的“總體戰”，即以軍事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手段，對根據地進行“圍剿”，對遊擊區進行“蠶食”。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剿共施策要綱》中寫道：“關於摧毀敵人大根據地問題，除按照上級司令部的計劃指導直接消滅共産黨的勢力外，還要全力搗毀其各種機關設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補給、修理、貯藏、金融、通訊、教育設施等），剷除地下組織，毀壞生活資源，以經濟封鎖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棄根據地。”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燒光、搶光、殺光“三光”政策。經過日軍1941年的“掃蕩”作戰，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但並未被摧垮。面對日軍殘酷的“掃蕩”作戰，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應對舉措，後來歸納為“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據地更能適應 “治安戰”的殘酷環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企圖將中國從南進的基地變成南進的“總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營在《大陸命第575號》中規定，日本中國派遣軍的總目標是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迅速處理中國事變”，總任務是在佔領區“迅速恢復治安”。為此，1942年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作戰更加殘酷。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指出，由於日本南進，中共會頻繁發動反攻及破壞工作，“必須在敵人發動反攻之前，先發制人，更加主動作戰，提高治安，謀求安定。”這就意味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並未減輕中國抗戰的壓力，反而使日軍更加重視對抗日根據地的“治安戰”。1942年，日本華北方面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更加頻繁，僅1月份就高達1682次。與華北的“治安戰”相呼應，日軍在華中對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敵後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清鄉”作戰。

　　1943年，日本繼續將對華軍事作戰的重點指向敵後戰場。3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在一次講話中叫嚷，“要加以鐵錘般的打擊”“徹底剿滅華北治安之癌——中共軍隊”。4月8日，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有末精三少將在部長會議上提出，“中國問題的重點是糧食、物價和共産黨三大問題”。

　　總之，從1941年至1943年，由於日軍以重兵圍剿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使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進入了抗戰以來最艱難的時期。但中國共産黨在敵後戰場堅持持久抗戰，使日本妄圖將中國變成日本進行太平洋戰爭“總兵站”的希望化為泡影。

　　敵後戰場的反攻與勝利（1944—1945年）

　　1944—1945年是中國敵後戰場從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時期，也是日本對中國敵後戰場的“治安戰”走向徹底失敗的時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海上交通線被切斷，難以保持本土與南方戰線的聯繫。為挽救太平洋戰場的頹勢，日本計劃在中國戰場發動大規模的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一號作戰”，這就必然減少對中共敵後戰場進行“治安戰”的兵力，從而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良機。1943年底，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對經過日軍3年“掃蕩”作戰的中國共産黨及八路軍的情況作了如下估計：“日軍佔領著中國東部的重要地區，重慶政府被壓迫於黃河以南的內地及山嶽地帶，僅僅保住了殘余勢力。與此相反，中共軍隊乘日軍轉用減少之機，在華北、華中富庶地區建立了牢固的地盤，取得了鞏固的地位。”“中國共産黨及其軍隊擁有強大的勢力……他們的首腦部在長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種種困難，走過了苦難的歷程，其堅強意志和智謀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華北方面軍預計，當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中共敵後戰場必定會進行反攻。

　　1944年，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各抗日根據地確實開始了局部反攻，並尾追日軍，在新的敵佔區開闢和擴大根據地，縮小了日本佔領區。在“一號作戰”期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秦彥三郎中將向大本營報告説，“原日本佔領區的治安急劇惡化了。”此時，日軍已無力對中共敵後根據地發動攻勢，只能收縮戰線，退守重要地區和鐵路兩側地區。同時，中共軍隊已成為日本從中國攫取、運送物資的最大障礙。到1944年底，日本佔領區縮小到“點”（城市）和“線”（重要交通線兩側），而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得到顯著擴展，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1944年，中共敵後戰場通過局部反攻，進一步得到發展壯大，抗日根據地總人口從8000萬上升到9000萬，抗日武裝正規軍由47萬人上升到65萬人，成為1945年中國對日反攻作戰的主戰場。

　　進入1945年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繼續敗退。在中國戰場，既要面對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作戰，又要準備應對美國在中國沿海登陸和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可以説是四面楚歌。從1945年開始，敵後戰場展開了以攻佔戰略要地為主要目標的春季和夏季兩大攻勢作戰，使敵後抗日根據地迅猛擴展。日軍面對中共軍隊的反攻，步步後退，已不能對敵後戰場進行“治安戰”，從而宣告了日本對敵後戰場“治安戰”的徹底失敗。

　　日本對中共敵後戰場“治安戰”的失敗表明，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將日本拖入持久戰泥潭而不能脫身，導致日本在侵華戰爭中走向失敗。1939年前，是中共開闢抗日根據地積蓄力量階段。1940年百團大戰標誌著敵後戰場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1944至1945年，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則是中國戰場反攻的主要力量。即是説，在8年全面抗戰中有5年時間敵後戰場是中國抗戰與反攻的主要戰場。所以説，中國共産黨是中國抗戰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作者為武漢大學資深教授、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會會長胡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