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日本情結”的成因探源
社會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喬治.米德的社會哲學中一個核心概念，在處理社會性時，他強調從舊的係統向新的係統過渡是事件的流逝的過程，並且強調這一個過程中，新生事物總是處于兩個係統之中。1895年至日本戰敗這一時期，臺灣社會處于被迫構建日本“民族認同”的社會係統中，在二戰結束後到臺灣社會“解嚴”前這一時期的社會係統中，臺灣人的“日本情結”是處于一種壓抑狀態，“日本情結”具有隱蔽性的特徵，直到1987年臺灣社會解除“戒嚴”，這一年是臺灣社會形態轉變的一個關鍵時間節點，“解嚴”後至今，“日本情結”逐漸在臺灣社會不受排斥地突顯出來。“日本情結”自日本殖民統治臺灣開始就不斷適應著臺灣社會的變遷，每個不同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現實解讀，以不同的形態適應著臺灣社會的發展，成為了“解嚴”後發展至今的社會化問題。
日據時期對臺灣人同化性身份的建構
殖民國對殖民地住民的“同化”，便是要改變殖民地住民的身份認同從而使其可以成為殖民“母國”在殖民地推行統治的協助者。日本對臺灣人的同化可以分為，民族認同上的同化和對當時的臺灣社會進行“近代文明”的普及。
（1）日據前中期——臺灣人被殖民政府定位為“二等臣民”
1898年後藤新平出任臺灣第四任民政長官，在臺灣的殖民政策上他主張以“生物學原則”治理臺灣，他認為臺灣作為殖民地應該與日本國內有所區別，要因地制宜進行統治，即“差別統治”。在同化政策上其堅持“同化即是差別”原則。後藤強調教育的實用性，避免讓臺灣人接觸政治性文化，他認為殖民地住民文明意識的覺醒將不利于統治者的統治。
（2）日據後期——臺灣人被殖民政府定位為“皇國臣民”
為滿足日本的戰時統治需要，總督府不再把臺灣人定位為二等臣民而是要把臺灣人同化為可以服務于日本推動對外戰爭需要的皇國臣民。在這一時期總督府藉以語言上的同化，強化臺灣人在民族性上的認同，加快推進臺灣人對日本精神上地臣服。1936年第十七任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臺灣的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翌年，總督府成立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繼承了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更加強迫性、激進化的方式加速對臺灣人臣民性的塑造，從生活的各個方面來培植臺灣人的皇民性。在這一時期由于臺灣總督府對臺灣人“同化”手段的極致化，許多臺灣人在這一時期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認同上的迷茫，甚至是精神上的折磨。
（二）二戰後臺灣隱蔽性的“日本情結”
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臺灣社會的一切“日本元素”是被嚴厲禁止的，可是二戰後很快臺灣社會的“日本情結”卻被重新喚醒。二戰後表面上全島彌漫著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實際上暗涌著的“日本情結”一直從未消失。
蔣介石也是一個有“日本情結”的人，但是他的“日本情結”與臺灣本省人對日本的歷史情感並不相同，他的“日本情結”更多的表現為對抗大陸的一種政治性、軍事性工具。二戰結束後，蔣幫助甲級戰犯逃脫罪行，還幫他們回到日本。這些人後來為報答蔣恩情，1950年由當年的侵華日軍高官為主的“白團”秘密潛伏進臺灣20年，幫助國民黨提高“協防臺灣”的軍力，後來“白團”的主要成員也是二戰後日本政界“臺灣幫”的重要來源。Ｐ二戰後，除了上層政權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聯係，作為日據殖民時期的親身經歷者，臺灣本省人自然存有與外省人不同的對日情感。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以強制性、壓迫性去除臺灣人與日本有關的記憶，經歷了日本同化教育50余年，日式思維已經是當時許多本省籍知識分子思考的工具，國民黨全面壓迫性地去除日本元素相當于阻斷了他們的發展之路。同時國民黨對日據時期遺留在臺資產劫取也觸及了一部分臺灣本省資產階級的利益。最終，在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直接結果是臺灣人民的身份認同再次發生異化，日本元素成為了一部分臺灣人反抗國民政府的手段，不少人把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直接與“中國”劃上等號，致使臺灣人民的“中國認同”從日據時期之後再次產生疏離感。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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