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新天：兩岸應共擔復興中華文化使命

　　克服“百年悲情”的途徑

　　為了完成中華文化的復興，必須克服許多困難障礙。最大的障礙是兩岸人民都具有“百年悲情”，損害到文化復興的自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給予我們良好的契機，超越歷史，消除“悲情意識”，充滿信心地走向未來。

　　“百年悲情”的産生，原因很多。首先，自西方列強侵入中國之後，“天朝帝國”被瓜分豆剖，百多年的歷史上填滿了一個個“國恥日”。更為嚴重的是，西方殖民主義者以傳教、教育、“傳播文明”所進行的文化征服，否定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和宗教信仰。不符合西方文化的，便被斥為“迷信”、“落後”，雖然中華民族並沒有被滅絕，但作為民族魂魄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卻受到了摧殘。久而久之，中國人便失去了自信，認為中國文化不行，有的人甚至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其次，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經過長期而激烈的革命。中國社會的保守勢力十分強大，依賴於窮兇極惡的外國列強，沒有革命無法打破其統治，於是便有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徹底地否定傳統，堅決地引進西方文化，造成了非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救國圖強最強烈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是最強烈的反民族文化精神，竟集中于一時，其影響也十分深遠。今天儘管中華民族已經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西方國家仍然主導著國際體系，“西方文化優越論”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仍然或明或暗地佔據著人們的頭腦。

　　“悲情”意識兩岸都有，但表現形式不同，內容也有差別。在大陸的民眾中，“悲情”所造成的受虐者心態還相當普遍。特別在國際上發生突發事件時，表現更為強烈。比如經常認為被“陰謀”所“包圍”，無法像其他國家民眾那樣理性地去面對事件，依法進行抗議。從文化上看，不少人對中華文化的精華瞭解甚少，缺乏信心。《河殤》是崇拜藍色文明、否定黃色文明的代表作。儘管已經對它進行了批評，但其影響仍存。“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對文化、科技和教育的全面破壞，其後遺症直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改革開放之後謀求現代化時，也曾忽略保護髮揚民族文化。

　　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經常會以自卑和自傲兩種形式錶現出來。以最近熱議的中醫為例，一方面在追求利潤的風氣下，中醫不被重視，受到擠壓，日益萎縮，優秀的文化遺産亟待搶救。另一方面，江湖庸醫又將中醫吹得神乎其神，破壞了中醫的聲譽，阻礙了中醫的提升發展和發揚光大。在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上，民族自卑和民族自傲反映得最為鮮明和強烈。近年來，在大陸出版的《中國可以説不》和《中國不高興》，集中表達了民族主義的觀點。網上出現的大量民族主義言論，包括文化民族主義的説法，也反映了部分民眾特別是青年的激進的想法。社會多元化觀點的表達固然是好事，然而缺乏社會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共識和引導，卻是值得憂慮的。這將是大陸下一階段現代化的重要任務。

　　臺灣雖然在現代化進程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在文化建設方面也碩果纍纍，然而，民眾的心理文化也存在著相當的“悲情意識”。不能不承認，臺灣同胞在歷史上所遭遇的不幸，比起大陸同胞來説，不但時間更長，而且程度更甚。這又和臺灣特殊的歷史分不開。但是，如何正確地看待歷史，看待中華文化，臺灣民眾存在較大的分歧。有種觀點鄙棄中華文化，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分析出現極大偏差，它對於普通民眾有相當的誤導作用。例如李喬認為，被外國欺淩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缺失”，“使中國人心理特質上有共同而不能克服的弱點”，“中國人無法在人類社會的進化水準上立足”。這種看法無法解釋歷史上中華文化和文明在世界佔有領先的地位，並對人類作出過重大貢獻，是非歷史的。他還認為，臺灣人的祖先，承負有問題的漢文化渡海而來。漢人文化極早就以“人”為中心思考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世界，種下文化災難的肇因，是“孤立的人文意識”，“截頭去尾的人文思想”，“早生畸型兒人本主義”。因此造成以下弊端：一是宗教難以發展，不知生命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目的滯留在現世層面。忽視物理世界，阻遏自然科學種子發芽。二是輕率認定人性不變，為了維護虛假的“內聖外王”，形成説謊的統治體系，“人治”深入文化骨髓，法治思想無由生根，在民主招牌下是極權主義。三是個人人格的形成與標準，是被界定訂價的，非自我的醒覺，內在的要求，由聖人君子上官長輩“替你”決定，“代你”負責。

　　筆者一直主張，對於中華文化的優長劣短，應秉持客觀研究的態度，不溢美，不諱言，事實求是；尤其應將其放入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以及多樣文化相互激蕩比較的大舞臺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以人為本”的思想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為什麼有些人對西方人道主義五體投地，對中國人本主義就如此不屑一顧？西方最早的“人道”也是大有缺陷的，不施于婦女和奴隸。只是隨著市民社會和工業革命，它才逐漸演變進化到今日的人權思想。西方人權思想有許多進步意義，同時也還存在著難題，最大的難題是無法應對多元文化的挑戰。中華民族尤其是大部分漢族確實沒有虔誠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缺憾。然而它也證明了文化多樣性的生命力，漢文化以倫理道德的發達來規範人的行為，並以最大的包容對待一切宗教，使佛教中國化，甚至於同化了最頑強的猶太教。在制度建設方面，目前西方十分關注中國的法制思想史，認為它形成了幾個思想高峰，尤其是唐朝律法不僅涉及到刑法，而且有相當的民法內容，不僅有明確的定罪量刑，而且兼及人情倫理。中國的科舉制度成為擢拔人才的現代文官制度的根源。有些東亞國家傚法科舉制，如朝鮮、日本等，但皆因嚴重的社會等級制度而未能奏效。這也證明中國社會的平等意識領先於同時期其他國家。把中華文化説成“説謊系統”、“極權主義”，實在很不公允。另外，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始終把個人放于宗族家族之後，其實，在其他所有的前現代社會中，都存在著類似傾向。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才大力張揚了個性。從世界層面考察，西方是個特例。從今天的狀況考察，把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也出現了相當的弊病。個人主義與團體主義各有利弊得失，只有使其協調平衡，才能推動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在貶低中華文化的同時，李喬又表現出強烈的“臺灣文化”自傲感。他的解釋是，“臺灣文化”過去“在異族壓迫統治下”難以形成可觀的“歷史發展”，廣大民間風俗習慣，各次文化層，幾乎全被漢文化的次文化特質所充塞，這是臺灣人醜陋面的主要“力量”。但是，臺灣人社會的民主法治觀念、科學思想、理想追求、人格尊嚴等現代人、現代社會的“普遍信念”，絕對比原鄉大陸進步、高明。而此一“比較之異”，正是“臺灣文化”所以是“獨立文化體系”之證，也是信心之所繫。可惜他引以為傲的臺灣人的“普遍信念”，似乎只是西方文化價值觀。崇拜西方文化，鄙視中華文化，就是他的“臺灣文化”。如果離開了中華文化，就沒有臺灣文化，從外面學來的文化沒有嫁接的砧木，也無法生根發芽。

　　百年悲情是一種集體記憶，兩岸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只是表現方法不同而已。為什麼滿清王朝喪權辱國、日本軍國主義入侵、國共內戰已經過去這麼長時間，悲情仍然揮之不去？社會學的研究揭示，記憶的原因並非時間的鄰近或久遠，而在於它們是一個群體共有的思想總體的一部分，而我們與這個群體的成員擁有某種關係。只要我們把自己置於群體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採取它的反思傾向，就足以回想起這些記憶。然而，集體記憶一般是指向過去的框架，為了改變它，就要憑藉現在的理性思維，當前的集體反思，以便形成新的觀念。新的觀念要克服強大的集體記憶，就必須有更加強大的集體活動和集體經驗。兩岸已經開始了和平發展的大交流、大合作，越來越多的民眾參與其中，就會積累更多的集體經驗。兩岸各界精英應當引領反思的潮流，為新觀念而催生。在共同復興中華文化的過程中，兩岸人民的“悲情意識”才會改變，文化自信心和自覺性才會從根本上提高。

[責任編輯：李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