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醫學獎1962年的得主詹姆斯 杜威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獲獎,日前,他公佈一項研究結果,指出非洲大陸的人不若西方白人聰明,這番言論引起輿論強烈指責,認為具有種族歧視,雖然詹姆斯最後被迫道歉,卻仍暗指他中立的科學研究遭到扭曲誤解。
另外一個在社會學上知名的科學實驗,則顯現了族群議題的另一個面向,一名研究者想要測試歧視的産生過程,告知不知情的受測者假科學根據:藍眼睛的比褐色眼睛的人聰明。觀察受測者逐漸産生變化,藍眼睛的越來越有優越感,而褐色眼睛的開始受到歧視排擠。
兩者都以科學信仰為前提,設若以語言或行動刻意地操弄,在社會上便産生了實質的作用,也可能産生跟研究結果一樣的效果,但卻忽略了背後結構性的因素。前者,有“貼標簽”的效果,後者,則呈現藍眼睛的“沙文主義”。當政治人物介入運用、操弄之後,更引發激烈的擴散效應,如史上罪無可辭的納粹優生學的“集體動員”與將失業歸諸猶太人作為“代罪羔羊”,遂成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正當藉口。
易釀成種族衝突
臺灣《蘋果日報》今天刊文稱,上述説明看似遙遠而理性,但卻常發生在臺灣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而一般人往往無法覺察自身的荒謬盲點。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族群小組匯整1994年以來的負面族群語言,經過不斷地討論、修正,將負面的族群語言分成沙文主義式、集體動員式、貼標簽式及代罪羔羊式等四種類型。
沙文主義如“外籍配偶應該少生一點、越南新娘應該檢查生化餘毒”;貼標簽如“日本皇民、外省豬、外來政權”等族群語言,對內凝聚支援、對外有敵我意識,或許其本身存在差異的社會基礎、歷史分歧脈絡,因而能夠引起臺灣民眾共鳴,但是很容易在政治人物為了爭取資源、權力蓄意操弄而起了作用,就會進一步演變成集體動員如“客家人支援客家人、欺負我就是欺負客家人”,或代罪羔羊的“新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外勞造成犯罪增加”的族群歧視乃至衝突。
文章指出,此刻起直至明年“總統”大選,正值選舉動員,最容易激化族群二元對立,以符合藍綠兩方政治上最大利益;不過近年來在雙方互指對方操弄族群,以及民間團體監督之下,族群語言已經走向隱性發展,雖然不直接觸碰族群,但是實際上卻仍在操作族群的敵我分野,比如現在盛行的“入聯”等議題,似乎與國際地位有關,然則卻在進行愛臺灣與否的區分動員,而非真正用合作的方式,共同向國際爭取臺灣應有的地位,獲取臺灣人民最大利益。
應回歸公共政策
文章表示,我們希望借由公佈《負面族群語言報告書》,密切監督政治人物自我約束,不要再撕裂族群,應當回歸公共政策的高下之分;而整個社會也在政治人物負責任的言論下,逐漸以超越族群的“共同公民語言”,取代族群語言,深化臺灣的民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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