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高玉麒

　　習近平主席訪問芬蘭前夕，芬蘭漢學家高玉麒在赫爾辛基做了一個演講，內容是習近平主席在過去五年給中國帶來的變化。

　　這樣的論壇在芬蘭每年都有，高玉麒本人作為漢學家也常常到中國參加學術交流。實際上，在中芬文化交流中，芬蘭的官方和民間機構都起了重要作用。

　　芬蘭官方的議會中芬友好小組，每年都會有中國日，向芬蘭官員和民眾介紹中國文化、飲食等，甚至還給議員上中文課，這個小組每年還會與中國駐芬蘭大使館合作，舉行一些官方的交流活動。

　　而高玉麒擔任會長的中芬友好協會，則是一個民間機構。自1950年代中芬兩國建交以來，民間的交流就一直存在，而且越來越頻繁。

　　中國緣分

　　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一個小島上的辦公室見到高玉麒的時候，他直接用中文打招呼，這倒不意外，但沒想到的是，之後長達一小時的採訪，他全程用中文。不僅如此，他甚至為採訪專門準備了幾頁的中文資料。

　　高玉麒是芬蘭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也是芬蘭民間團體中芬友好協會會長。問起他的頭銜，他更願意用漢學家這個稱號。他不僅會説中文，能看懂中文，他還可以看懂文言文。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他相繼翻譯並出版了芬蘭語版的《古文觀止》、《論語》等中國文言文作品。

　　一方面，他用芬蘭語或者英文發表專業的學術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也寫一些通俗的文章供普通芬蘭人閱讀。他在中國前前後後呆了6年，如今他每年至少到中國訪問一次。

　　我們的話題從他與中國的緣分談起。高玉麒對中國的興趣源於1980年。15歲的他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了芬蘭一位著名詩人和漢學家Pertti Nieminen翻譯成芬蘭語的唐詩宋詞，便對中國産生了濃厚興趣。“那個時候也沒有老師教，我就買了中文書和磁帶，一遍又一遍聽。”

　　高玉麒後來知道，早在1950年代中芬兩國建交初期，芬蘭就派出了第一批兩個留學生到中國，兩國的官方和民間文化交流也從那時開始的。在中芬建交之後和簽署第一個貿易協定之前的1952年，中國一家雜技團便受邀在芬蘭二十幾個城市巡演，受到熱烈歡迎。1953年芬蘭派文化代表團訪華。此後的1970年代和1990年代，芬蘭相繼又有兩批留學生到中國。

　　1986年，21歲的高玉麒得到了去中國交流的機會，那一次，這批20人左右的芬蘭學生代表團受邀訪問中國，一呆就是兩個月。“到處都去了，看了不少名勝古跡：長城、故宮、兵馬俑、峨眉山等地。”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桂林等城市都走過看過。

　　他對中國很好奇，中國人對他也很好奇。他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用中文跟人交流，感覺非常特別和興奮。中國人的努力勤勉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讓他最難忘的是去四川峨眉山的那次旅遊。

　　“我們爬峨眉山要坐火車，車票很難買，我就去跟售票的姑娘溝通。”但尷尬的一幕出現了：姑娘能聽懂他的中文，但他卻聽不懂姑娘説的四川話。“怎麼辦？

　　他正著急的時候，突然聽到姑娘用標準口音的英語大聲説：“你為啥不説英語？”高玉麒被驚到了，他沒有想到在中國偏遠山區居然有人可以説流利的英語。此行增加了他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的興趣。

　　見證和參與中芬文化交流

　　在赫爾辛基大學讀國際關係研究生的時候，高玉麒有了一個去中國留學的機會。當時南京大學有一個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玉麒直接用中文聽了兩年課，漢語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在班上，同學們都叫他“老高”。

　　1990年末住在北京的時候，高玉麒有一個文言文老師，上課的教材是《古文觀止》他覺得很多故事都很有趣，“我應該把這些故事介紹給芬蘭人”，他説，通過讀這些故事，芬蘭人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人是怎麼想的。

　　後來，他進入芬蘭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進行東亞問題研究，同時關注和參加中芬友好協會的活動，希望在中芬文化交流中貢獻力量。歷史上，中芬友好協會著力於推動民間文化交流，中國的雜技團、京劇團以及地方戲團的訪問都由中芬友好協會組織，並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在過去幾年，中芬文化交流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雙方互派留學生數量越來越多，二是中國到芬蘭旅遊人數越來越多。芬蘭最大的航空公司已經開通了赫爾辛基到中國六個城市的直飛航班。

　　現在中芬友好協會裏，有三四個在中國學過京劇的芬蘭藝術家，能用芬蘭語演唱京劇，“他們每年在芬蘭都會有演出，很受歡迎”高玉麒説，自2016年開始，他開始擔任協會主席。

　　高玉麒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和芬蘭傳統文化很像，“我大學時第一個中國老師説中國人像熱水瓶，外面涼但是心裏肯定很熱，芬蘭人也是一樣的，我們也需要時間和過程。芬蘭人一旦成為朋友，將會是非常好的關係。我知道現在芬中兩國領導可以坦率交談，我想這和民族性格有關係。”他説，他很欣賞《論語》的一句話，“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