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建一個萬畝森林公園，江蘇常州新北區春江鎮近日將啟動對工程附近2000多戶居民的拆遷安置。讓拆遷戶們意外的是，對拆遷補償金額、條款一無所知的他們，卻首先收到了一封《關於“自願有償延期支付拆遷補差款和自願有償提前交納增購房款”的徵求意見書》。鎮政府表示，如果老百姓願意，可以為他們代管這筆錢，其利息為銀行存款利率兩倍。（5月8日《揚子晚報》）

　　拆遷事件總是新聞的富礦，“我為百姓代管拆遷款”的新聞，再一次證實了“拆遷製造”的無限可能性。不錯，就近年來的新聞視野所及，伴隨著拆遷致富的出現，拆遷者因為理財不善快速返貧，也成為一個被聚焦的現象。正因如此，春江鎮政府提議代管拆遷款，或許真有一定的善意，但從權力邊界而言，這種為民代管拆遷款的行為，既無必要也不可行。

　　不必要之處在於，拆遷款首先是一種私人財産，也是一種補償性的私人財産。居民們需要依靠拆遷款來迅速完成由“失地者”到“可謀生者”的身份轉變，拆遷款最應該“迅即”發到居民手中，沒有被“暫時保管”的必要。至於説居民的理財意識匱乏，政府代管更能防止拆遷款被揮霍，管理者顯然同樣低估了居民的自律能力。在慣常的“經濟人”思維下，整體而言，居民們依舊會有著自發的風險意識和克制理性，不必過多憂慮于他們在驟然而來的拆遷款前的精神迷失。

　　值得放大式剖析的，更是春江鎮政府的説辭：“拆遷戶補償款存銀行，在幾年後支付高於銀行利率一倍的利息，差額從財政中撥款。”財政支援，只存銀行，兩倍利息，保賺不賠——這確實很像是一種“説服術”，想消弭居民心中的抵觸感與不信任感。問題是：公共財政可以用來支付這樣的“諾言”嗎？又有誰來保證與監督，當地在代管拆遷補償款期間，不會對其加以他用，或者到時高利率無法兌現，誰來進行兜底性的擔責？

　　對照以上的分析，代管拆遷款舉動的發生，就很值得思量。在我看來，它映射出的其實是某種角色邏輯的錯位，現代政治學理論早就指出，作為民意代行機構，政府部分更應該做的事情不是“為民做主”，而是維護秩序，讓民意能夠充分地實現。“通過政府規制等辦法以試圖解決相應的市場失靈，效果並非總是很理想”。同樣，面對可能産生的社會秩序失范，一手包辦或者家長式做派，也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較之某些秩序失靈，社會體系自有其調節的動力與路徑。但許多政府依舊樂於做事必親為的“大政府管理者”，而不是“公共服務者”。

　　時至今日，許多部門仍然有著揮之不去的管理慣性，所以，一旦遇上諸如“拆遷返貧”之類的社會棘手問題，便會回頭求訴于行政手段，希望用看得見的手來達至最簡單的解決方式。殊不知，這種不尊重個體理性的大抱大攬，甚至是好心辦壞事。畢竟，沒有誰敢百分之百地保證，在未來不可預測的歲月中，拆遷款可能“安全地大幅度增值”。

　　對於拆遷款這樣的居民活命錢，相比于代為保管，有關部門更應該做的是積極地與“利益染指”避嫌。所謂為避免居民“拆遷返貧”，需要做的只能是服務，比如進行專門的理財知識培訓，比如進行合理的消費引導。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