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鄉村孩子,連續兩次在全市校園文化藝術節上獲得合唱第一名。這事在山西省孝義市引發了不小的轟動。

　　很多人難免好奇:山裏娃咋成的“歌唱家”?

　　答案其實簡單,孩子們有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2012年,高番平大學畢業後擔任孝義市高陽小學音樂教師,短短幾年便成為孩子們最喜歡的老師,也變成整個高陽鎮的“香餑餑”。

　　這麼好的教師,為啥願意待在山溝裏教學?

　　答案也不複雜,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讓鄉村教育面貌煥然一新,讓廣大農村家長、學生和教師看到了希望。鄉村教育不再是“薄弱”的代名詞,反而變成縣域教育的亮點。

　　時光回到2016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直面問題: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保障的公益性事業,是必須優先發展的基本公共事業,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鄉村優質教育資源緊缺,教育品質亟待提高;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

　　就在文件印發前的2016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指出,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對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春風,吹進城鎮鄉村。一年多來,各地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工作有序推進,許多農村學校實現“逆襲”,城鎮學校大班額、隨遷子女就學等難題陸續破解。家門口的好學校越來越多,“鄉村弱”“城鎮擠”的突出矛盾得以緩解。

　　扭轉“鄉村弱”

　　既重硬體改善,更重內涵發展

　　浙江省麗水市景寧畬族自治縣位於浙南山區,十幾萬人口分佈不均,農村小規模學校遍地開花。其中,初中小規模學校佔比90%,小學小規模學校佔比80%。縣教育局局長劉愛忠意識到,只有“把小規模學校辦好,景寧農村教育的地基才能扎牢”。

　　自2006年起,當不少地方還熱衷於撤並調整教學點的時候,景寧縣就已經擁抱小規模學校,將“變撤為改”確定為小規模學校建設的總體思路。劉愛忠認為,按照景寧的地形特點,撤掉一部分學校,勢必會造成農村孩子入學困難。可要是原封不動,老舊的設施條件也難以適應現在的教學要求,所以“改”就成了最好的出路。

　　如果僅僅改硬體,再漂亮的校舍也難留住學生,景寧縣教育局要求各學校根據自身特點進行“文化裝修”。梧桐鄉的“崇孝文化”、鸕鶿鄉的“三園文化”、九龍鄉的“多彩文化”、大均鄉的“溫暖文化”……文化內核被注入全縣小規模學校,讓這些“小學校”變得更美更有吸引力。

　　記者了解到,為了支援鄉村教育發展,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補助資金355.5億元,比2016年增加20億元。2016年至2017年國家發改委共投入中央預算內資金158.3億元,加快推進義務教育學校和農村學校教師週轉宿舍建設。

　　在標準化建設方面,各地積極落實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標準,堅持城鄉並重和軟硬體並重,全面改善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科學推進城鄉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得益於此,眾多鄉村學校面貌一新。

　　河北省石家莊市針對深山區學校條件差、規模小、佈局散、教學品質低的問題,從2011年開始保留條件較好的教學點,新建、改建一批標準化寄宿學校,實施“山區教育扶貧工程”。

　　硬體均衡只是基本的均衡,如何推動基本均衡向優質均衡邁進?落腳點在於注重內涵發展,提升農村學校的教育品質。

　　即便是在上海,城鄉差距偏大的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如何把優質資源用好用足,突破城鄉教育資源流動的壁壘和限制?上海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委託管理。政府通過購買專業服務,委託優質學校或教育仲介組織機構對相對薄弱的農村中小學進行管理。託管雙方以情感融合為基礎,民主參與,共同形成先進的教育理念,共建學校新文化,使原本薄弱的學校在辦學水準、教育品質方面得到全面提升。這種方式激活了薄弱學校的發展願望,使其生發出自主發展的能力。

　　北京持續推進高校支援中小學發展項目、教科研部門支援中小學發展項目、民辦教育機構參與中小學學科教學改革項目以及外籍教師參與中小學英語教學改革項目,重點幫扶郊區學校提升教育品質。安徽推動以縣為單位、由優質學校輻射教學點和薄弱學校的“線上課堂”常態化教學模式,全省中小學校寬頻和多媒體班級覆蓋率均達到99%,有效解決教學點及農村偏遠地區師資力量匱乏難題。

　　“一體化”並非“同質化”。在擴大優質資源輻射效應的同時,如何發掘鄉村教育獨有的文化資源,避免城鄉教育同質化?

　　普義鄉曼芽村小學位於雲南省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寧洱咖啡是當地特産。每到綜合實踐課時,教師就會帶領學生到咖啡種植園裏為咖啡樹捉蟲、拔草,師生有説有笑,幹勁十足。而在磨黑鎮第一小學,孩子們課間會表演“非遺文化進校園”保留節目板凳龍舞《舞龍樂》,該舞蹈起源於當地哈尼族祈求降雨獲得豐收的一種儀式。

　　長期以來,寧洱縣將教育脫貧攻堅作為縣域脫貧攻堅的重點對象,以求從根本上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去年底,寧洱縣通過了全國義務教育發展基本均衡縣驗收。

　　“農村學校受交通、資源等方面限制,辦學水準很難達到縣城學校的水準,但特色辦學、資訊化建設可以彌合溝壑。”這是縣教育局長王勇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也一語道破了寧洱縣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思路和途徑。

　　鄉村學生天然地跟土地有密切的聯繫,種咖啡、栽普洱、學板凳龍舞,我國教育家陶行知和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所闡述的“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的理念在這裡得以充分體現。

　　挖掘鄉土資源,傳承鄉土文化,尋找鄉村教育的獨特內涵——鄉村教育生態的重建,讓每一所鄉村學校都“美”得有特點、“優”得有亮點。

　　解題“城鎮擠”

　　大班額加快消解,隨遷子女就學更有保障

　　像許多地方一樣,大班額給山東省中小學教育帶來的問題日益加重:影響了教育教學品質,阻礙了教育改革,加重了教師負擔。

　　解決大班額問題從何下手?山東抓住“人、地、錢”三個要素:建設學校有沒有地方?教育教學有沒有人?投資建設有沒有錢?

　　對於“人”和“錢”兩個要素,在師資補充配置方面,山東及時調整教師編制,設立臨時性的教師週轉編制專戶,完善教師補充機制,通過“縣管校聘”等一系列舉措優化師資配置。在財政投入方面,山東省在保障財政投入的基礎上,強化金融扶持,全面加大財政金融投入支援學校建設的力度。根據山東化解大班額問題專項規劃及實施方案,到今年底,解決大班額問題的總投入將達到1220.17億元,建設中小學2963所,新增學位253.766萬個。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目前各地建立健全了大班額情況摸底排查機制,逐縣逐校全面排查義務教育大班額的數量與分佈情況,按照消除大班額計劃的總體目標和工作標準,細化量化年度工作目標和階段性工作目標,科學做好規劃,明確了消除大班額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16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大班額45萬個,比例為12.7%,與2015年相比減少4萬個;超大班額有14萬個,同比減少3萬個。自2009年以來,大班額比例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城鎮學校規模大、班級擁擠狀況開始逐步化解。

　　“各地積極完善義務教育學校建設的地方性法規和制度,加強統籌規劃,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佈局相適應的城鄉學校佈局結構,有序擴大城鎮學位供給,滿足適齡兒童少年就近入學需要。”呂玉剛介紹。

　　為了避免地方經濟發展擠佔、縮減、挪用教育用地,江蘇省南京市把依法保護教育用地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制定並實施《南京市中小學幼兒園用地保護條例》,並編制與之配套的教育專項規劃和準則,明確了中小學和幼兒園配套建設的義務、産權移交、零星開發等一系列問題,在法律層面為中小學建設發展設定了“硬杠杠”。

　　破解二元教育結構,除了消除城鄉教育差異,也要破除“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機會,促進隨遷子女與就讀學校的文化融合。

　　按照國家要求和部署,各地在堅持“兩為主、兩納入”(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範圍)保障隨遷子女就學政策基礎上,正加快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積極為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創造條件。2016年全國外出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有1397萬人,在公辦學校就讀的比例達到80%,加上政府購買民辦學校服務後,納入財政保障的比例超過86%。

　　財政部、教育部自2017年春季學期開始,統一了城鄉“兩免一補”政策。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資金1170億元。全國約有1377萬名家庭經濟困難的寄宿生獲得生活費補助,約1400萬名隨遷子女享受“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準定額資金可攜帶政策。公安部加大督促指導力度,推動各地出臺居住證實施辦法。截至目前,全國共有29個省份出臺了居住證實施辦法,為建立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奠定了基礎。

　　吉林省探索推行“一站式報名”和建立網上報名通道等方式,簡化隨遷子女入學辦理程式,按照相對就近原則,劃定服務學區學校,方便隨遷子女入學,同時規定隨遷子女在分班就讀、獎勵評優、入隊入團、升學考試等方面享有同城同待遇。上海實施“新優質學校”推進項目,提出“讓每一所家門口的學校都優質,讓每一個學生健康快樂成長”,並成立專門的項目組,總結和推廣大量招收隨遷子女的普通學校的辦學經驗,推出更多關注學生內心世界、關注教育過程豐富、師生關係和諧、多樣化學習需求得以滿足的典型學校,促進隨遷子女融入流入地和育人品質的提升。

　　下活“一盤棋”

　　統籌城鄉師資配置,鄉村教師更有奔頭

　　連續兩次讓鄉村學校的孩子捧回全市校園文化藝術節合唱第一名,高番平聲名鵲起。如今,每逢鄉鎮有大型活動,她都受邀負責排練節目。看到臺下觀眾的笑臉,聽著不斷響起的掌聲,高番平的職業幸福感油然而生。

　　近5年來,山西省孝義市累計招聘708名像高番平這樣的本科畢業生、110多名研究生,將他們全部補充到農村教師隊伍中。年輕的血液,為農村教育注入了蓬勃發展的活力。

　　教師是提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公平的關鍵力量。均衡配置城鄉師資,是促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關鍵所在。

　　山東省創新編制管理辦法,按照“總量控制、統籌城鄉、結構調整、有增無減”的原則,建立教師編制定期動態調整機制。在統一城鄉教師編制的基礎上,向農村學校傾斜,對年級學生數達不到標準班額的學校,按班師比配備教職工;承擔教學改革任務或育齡女教師較多的學校,按不超過5%的比例適當增加教師編制;採取有編即補、退一補一、市域統籌、縣域調劑、設立臨時週轉編制戶等方法,創新編制管理;建立教師編制定期動態調整機制,每3年核編一次。2016年6月,鄉村教師核增3.76萬名,針對承擔教學改革任務或育齡女教師較多等情況核增2.78萬名,增加臨時週轉編制1.29萬名。

　　四川省成都市優化校長教師“動態交流”機制,建立名校集團內教師交流制度、學區內學科教師“多校任教”制度。海南省規定中小學教職工編制總量不足的,可在本地區事業編制總量內從其他系統的預留編制中調劑解決;無法調劑解決的可從每年自然減員的教師中使用1/3的名額,通過先進後出的方式引進優秀教師。

　　如何增加鄉村學校的吸引力,讓越來越多的“高番平們”到農村任教,並讓他們留得住、教得好?這是城鄉教育一體化改革中面臨的一大課題。

　　各地在統籌配置城鄉師資基礎上向鄉村傾斜,積極實行鄉村教師收入分配傾斜政策,穩步提高鄉村教師待遇,不斷增強鄉村教師崗位吸引力。原來農村教師總想逆向流動到城鎮學校,如今實現了城鄉雙向流動。

　　人社部、教育部印發了《關於做好2017年度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審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對農村和艱苦邊遠地區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審工作的支援,評價標準要綜合考慮鄉村學校和教學點實際,對長期在農村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的中小學教師可放寬學歷要求,不作論文、職稱外語和電腦應用能力要求,側重考察其工作業績,提高實際工作年限的考核權重。人社部正在著手研究修訂義務教育學校崗位設置管理指導意見,進一步優化崗位結構比例,吸引優秀教師向農村流動。

　　北京市要求鄉村小學副高職稱比例不低於10%,高、中級職稱合計不低於75%;鄉村中學副高職稱比例不低於30%,高、中級職稱合計不低於80%。黑龍江省統一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學校高、中、初級崗位結構控制比例,同時要求城鎮學校招聘的新教師入職後5年內必須到鄉村學校任教2年。

　　據了解,教育部、財政部繼續組織實施連片特困地區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獎補資金38億元。人社部、財政部對包括教師在內的鄉鎮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實行鄉鎮工作補貼,補貼標準不低於月每人平均200元,並向條件艱苦的偏遠鄉鎮和長期在鄉鎮工作的人員傾斜。住建部指導各地切實將符合條件的鄉村學校教師納入住房保障範圍,通過實物保障與租賃補貼並舉,解決其住房困難。貴州、雲南、河南、湖南等20多個省(區、市)已累計在鄉鎮建設公租房120多萬套。人社部、教育部建立了鄉村教師榮譽制度,于2016年教師節前夕,對在鄉村從教30年的教師開展首次榮譽證書頒發工作,涉及400萬名鄉村教師。

　　僅僅依靠“支教”式外部力量援助,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教師資源均衡問題,要由“輸血”變“造血”,必須建立內生型的教師發展機制,通過各種途徑促進農村教師專業化發展,培養土生土長的優秀教師隊伍。

　　山西省孝義市結合實際,由城區優秀學校牽頭,組織區域內農村學校組成共同體,開展了“城鄉學校發展共同體”改革,並將其作為重點工作納入督導評估方案,每學年進行專項考核。正是這項改革,將城鄉學校的發展捆綁在一起,教師在學校發展共同體間交流提升,學生在城鄉教育交流碰撞中成長。

　　攻堅“硬骨頭”

　　向改革要長效,從基本均衡邁向優質均衡

　　隨著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鄉村生源大量流向城市,江西省弋陽縣也出現了城鎮學校“一位難求”、鄉村學校“空殼化”的現象。

　　針對這種情況,弋陽縣教體局沒有將其籠統地歸因于城鎮化,而是對學生進城就讀的原因進行調研。通過梳理分析,他們將進城就讀學生劃分為3類:第一類,是父母就業隨讀和進城購房家庭的孩子;第二類,是在城區優質教育吸引下進城就讀的孩子;第三類,是因其他利益驅動進城就讀的孩子。

　　摸清了真實需求,具體決策、措施就有了依據和立足點。針對3類進城就讀學生情況,在弋陽縣政府指導下,教體局聯合多部門制定方案、分類處理,化解縣城學校之“擠”和鄉村學校之“空”。

　　在協調推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進程中,制定高效、科學、合理的教育政策離不開各部門的配合,離不開教育體制機制的創新。

　　江西省蘆溪縣建立縣直部門和鄉鎮教育工作目標責任考核機制,明確部門和鄉鎮政府職責,要求各部門通力協作。財政部門負責做好資金調度,確保資金及時足額到位,加速薄弱學校改造、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改善學校辦學條件;發改委負責把教育均衡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在項目安排上給予重點支援;人事編制部門負責教師編制管理,做好教師編制的調整工作;教育部門做好牽頭、協調工作,科學配置經費、設施、教師等辦學資源;公安、食藥監、工商、住建、安監等部門做好學校周邊環境監管和整治、校車安全專項整治、網吧專項整治、餐飲食品安全專項檢查等。

　　在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方面,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部署開展了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並召開了兩次新聞發佈會,聯合開展了“合力監護、相伴成長”專項行動。針對摸底排查中發現的有關問題,深入做好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教育部在中西部地區設立了10個留守兒童教育關愛觀測聯繫點,組織開展了留守兒童教育關愛集中調研,會同有關部門聯合開展“七彩假期”留守兒童志願服務項目。人社部印發《關於開展用人單位遵守勞動用工和社會保險法律法規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特別強調了對用人單位遵守帶薪年休假制度情況的監督檢查,促進外出務工勞動者具備回鄉看望留守兒童的現實條件。

　　在控輟保學方面,今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控輟保學提高義務教育鞏固水準的通知》,指導各地不斷完善工作機制,針對學生輟學原因,因地制宜地採取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工作措施,避免學生因學習困難、因貧、因遠而失學輟學,全面落實政府及社會各方控輟保學責任。

　　重慶市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幫扶力度,從今年開始,將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學生生活費補助提高至小學每生每天6元、初中每生每天7元。

　　貴州省建立健全了控輟保學“雙線”(小學輟學率控制在2%以內,初中輟學率控制在3%以內)目標責任制和“七長”(縣長、教育局長、鄉鎮長、村長、校長、家長、師長)負責制,納入縣級黨政主要領導教育工作督導考核等多項考核,實行控輟保學整班移交、排查報告、勸返複學工作制度,全省中小學生輟學率與2011年相比直線下降。

　　四川省成都市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確立“以城帶鄉、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均衡協調”的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機制。在教育投入上,市級不斷規劃和統籌實施傾斜農村的新項目,實行“一圈層(中心城區)給政策、二圈層(近郊)給補貼、三圈層(遠郊)給傾斜”的項目經費分擔和支援機制。如今,成都的城鄉教育一體化達成度已由2010年的78.1%提高到87.6%,中心城區、近郊、遠郊三個圈層的差距逐步縮小。

　　“通過教育機制體制的創新,各地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改革,完善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推動義務教育提質增效,努力使縣域義務教育從基本均衡向優質均衡發展邁進。”呂玉剛表示。

　　《 人民日報 》( 2017年09月29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