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年代，身份社會一統天下，大院子弟和農二代，其位置被死死地釘在了父輩的身份坐標裏。彼時的階層，可謂鐵板一塊，堅如磐石，但沒有人説階層固化。因為階層固化的概念和流動性相伴生，流動的可能性都沒有，自然無所謂固化，所有的社會位置都是編排好的。

　　所以，人們所抱怨的階層固化，準確來説是在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階層經歷了重新洗牌的活躍流動期，如今又趨向於封閉的現象。其積極的一面是：大起大落、不斷催生暴發戶的時代過去了，市場經濟趨於穩定；但消極的一面是：它是改革的産物，而制度的殘骸作為日積月累的歷史遺留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清理。改革紅利的共用中，下層群體往往成為局外人。

　　最典型的是戶口問題。在一線城市，本地戶籍就是無形資産，它的稀缺度決定了這種資産對於外來者的獲取難度。戶籍之上，捆綁著教育、社保機制等，這使得它在階層劃分上的權重增加了不少。所以，戶籍制度改革，本質目的是把這種非市場的力量降到最低。對權力的監督，也是遵循的同樣的邏輯，以防它淪為“官二代”的起跑護航工具。

　　以市場為標準進行區分，是為了防止在反對階層固化時的越界。畢竟，絕對公平的社會不可能存在，父輩們希望能決定子女的下限，或者為後者的晉陞兜底，否則，絕大多數中國家長的奮鬥都將失去意義。關鍵在於，在人脈、資源、眼界等上，普通家庭的二代有沒有可能追趕，或者説追趕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不是“10歲當公安”那種扭曲的外力，在純市場的範疇裏，階層與階層的差距未必有那麼可怕，它首先是個資本原始積累的問題。但如前所述，問題恰恰在於，市場之外的那套財富分配機制力量過於強大，導致在資産配置上，窮人和富人之間形成了手段上的天壤之別。底層群體除了把子女送進毛坦廠中學寒窗苦讀，基本別無出路。

　　房價很能説明問題。像我這種農二代，雖然在一線城市找到了體面的工作，但購房置業還是要兩代人的積蓄。在一輪輪的漲價潮裏，資本收割財富，如探囊取物般。即便普通家庭，投資一套房産，資産增值的速度也足夠驚人。不斷增值的房産造就了一批批千萬富豪，這是種以常規的工資收入無法算計和追趕的資産配置模式。於是，伴隨著資本的高速流動，買不買得起房甚至有沒有及時買房形成了階層的分野。在資産總量的佔有上，階層被重新定義。

　　房地産泡沫，強大的造夢、造富能力，讓階層的逾越變得容易，變得簡單粗暴了很多。但是，底層無法享受這種紅利，而且其本身是市場扭曲的産物。這種資産配置方式讓階層變得脆斷。所以，哪怕登上了高速行駛的房價列車，在未來的不確定性中，依然會壓力重重，焦慮不安。

　　以市場經濟發展趨勢而言，社會流動性未必是今不如昔，也沒有多少人真的願意回到不那麼固化的昨天。階層固化的焦慮，更多是建立在不安全感上——底層缺乏保障生存的足夠有力的兜底機制，中産抗風險能力不強，富人為時世多變而憂心忡忡。

　　在某種程度上，比看不到希望更可怕的是夢想成真以後旋即破滅。正因如此，中産階層才被視作社會的穩定器，他們有足夠的能力抵禦階層的掉落。但很顯然，中國的中産階層還沒有達到這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