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用大眾交通工具出行時常遭遇換乘不便的麻煩，為了解決“最後一公里”難題，許多城市有過公共自行車的相關嘗試。然而，公共自行車的固定樁設置往往面臨諸如出行線路受限、公共區域車輛配置不充分等問題。

　　一些創新企業看到了這一領域的空白點，先後推出“共用單車”，手機APP就近搜車、即時租賃付費、無固定樁限制等優勢很快地佔領了市場，成為城市裏獨特而時尚的風景線。遺憾的是，“無樁”理念猶如一把雙刃劍，共用範疇下的規則僅適用於有道德約束力的人，共用單車車身損毀甚至車輛被私藏的情況日益頻繁地出現。

　　日前，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對一起單車私藏案件作出判決，判處當事人私藏行為構成盜竊罪。作為私藏共用單車的首個判例，該案一方面將成為更多私藏單車案件的“前車之鑒”，另一方面也引發人們對刑罰介入共用經濟是否適當的思考。

　　在一些人看來，“共用”概念通常具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公共性初衷。以共用單車的誕生來説，它萌發自讓一輛車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被更多的人使用，即公共效率最大化的純粹邏輯。換言之，這個發端于企業、流通于社會生活的共用思路，理應在大眾的彼此認同、遵守中維持並運轉，進而實現一來節約維護秩序的公共成本，二來爭取更大程度的公共利益的效果。但顯然，要真正踐行這一理念，必須以良好的公共生活環境和公民品格為前提，在前述兩項目標並未實現的今天，拋開強約束力的秩序規範談普通規則的落實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既然共用經濟不是自律經濟，維護共用成果需要有規範有約束，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這種規範和約束來自哪，哪種方式能夠更好地維持秩序。私藏單車的判例中另一個爭議點恰恰在於動用刑罰是否過重了。我們知道，刑罰懲處針對的從來不是現象、情況，本質上，個案所針對的是具體的違法行為。此處當事人私藏單車的行為符合盜竊罪的犯罪定性，根據現行法對當事人作出判處不僅沒有適用法律是否過重的問題，更不存在該不該適用刑法的問題。

　　由此也可以看出，共用經濟同時是法治經濟，法律理所當然地覆蓋于共用經濟中的任何行為。實際上，走出共用單車這種特殊的形式去認識共用經濟行為，即便那些法律暫未確立規則，僅僅在共用理念範疇下用戶間約定俗成的普遍條款，其約束力和定位都可能是暫時的。因為當我們承認共用經濟必須確立規則的時候，其實就達成了最初的慣例。從法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法律本身即由這些慣例的法定化逐漸確立。網際網路時代新律令的修訂和設立要盡可能避免過於滯後，對更多新規則的再判定和確立將成為未來立法的重要方向。(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