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上海全面盤點“營改增”試點改革的5年紅利,結果令人驚嘆。不僅企業直接減負1500多億元,還在助力服務業發展、有效拉動就業創業、催生新模式新業態等方面産生了顯著“外溢效應”。一個實實在在的減稅負、降成本舉措,既解決一時之弊,更利於長遠發展,激發出了強勁的市場活力和經濟內生動力。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城市是深圳。一系列改革推動著這座開放之城從製造之城嬗變為創新之都。創新成果集中涌現,全球創新人才聚集,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佔GDP比重超過70%,單位GDP能耗全國最低。
兩個城市的變化,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縮影。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新一輪改革大潮涌起。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全面發力,各領域的標誌性、支柱性改革相繼推出。幾年來,有的落地紮根,形成了細化實化的制度安排;有的開花結果,總結出了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成果。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新時期的治國理政戰略佈局,使我們黨領導發展的能力水準達到新的高度,也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拓展,為實現中國夢注入不竭動力。
發展和改革早已高度融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為全面發展提供持續、強勁的動力,就必須加快改革創新,對薄弱環節和滯後領域集中攻關,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産關係與生産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找準一個支點,就能撬動整個地球,這是古代的哲人遐思;找好改革支點,就能開創發展新局,這是今天的中國故事。
(二)
年終歲尾,回望2016年的世界經濟,許多新變化前所未有,頻飛的“黑天鵝”出人意料。總的來看,經濟全球化進入了階段性調整期,世界經濟處於弱增長態勢,國際秩序主導權角逐更趨激烈,全球格局出現由“多極化”步入“多層化”的明顯跡象。
很難判斷世界經濟何時才能走出底部。重重悲觀霧靄之下,國際體系正處於重要轉型期和深刻變革期。但是,如同歷史上的每一次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這一次轉型和變革也自有其週期規律和結構規律。誰能找到規律、認清趨勢,找到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找到可持續增長的動力之源,誰就能佔據主動、把握先機,成為變革的領軍者和弄潮兒。
2016年的中國經濟,總體運作態勢符合預期。希望穩的穩住了,前三季度經濟增長穩定在6.7%,就業、物價形勢總體穩定,居民收入平穩增長,工業企業效益向好態勢進一步穩固,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社會大局穩定;希望進的有進展,服務業比重繼續提升,創業創新大潮涌動,新模式、新業態競相涌現,居民消費不斷升級,新增長點正在陸續出現,新動能成長超出預期。
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穩”“進”之時有難處,亮點之中有隱憂。增長動力與下行壓力交織、有利條件與不利因素並存,使得當前經濟運作的分化特點愈益明顯:傳統産業增速繼續回落,高新技術産業增長加快;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嚴重産能過剩,旅遊、文化、健康等“幸福産業”生機勃勃;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一些資源型省份經受著調整的陣痛,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企穩回升勢頭強勁……
放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觀察,這種分化其實是越快越好、越明顯越好。因為當前我們迫切需要優化資源配置,加快培育新動力、加快形成新結構,以新經濟的加速對衝舊經濟的減速,才能在切實的“進”中實現持續的“穩”。而其催化劑,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解決好經濟運作中的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增加微觀活力,擴大有效供給,打造新引擎,激發新動能,使中國經濟整體邁上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發展新階段。
(三)
站在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這一要求清晰體現了“十三五”時期經濟治理的主線,對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其方法是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産力又注重完善生産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其路徑是用改革創新推進結構調整,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進步、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其根本目的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的個性化、多樣化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
一段時期以來,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理論思考到具體實踐,都作了全面深刻闡述;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直至重點任務,都進行了全鏈條部署。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一場必須打贏的“戰爭”。改革的益處是長期的,但是從短期看,總會讓一部分企業、行業、個人受到影響衝擊,不可能風平浪靜、輕而易舉;改革的方向是清晰的,但是在操作中,其複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前所未見;改革的任務是明確的,但是在工作中,還有許多新規律要摸索、新知識要學習、新問題要解決,難免要面對種種不適應和不同程度的“知識恐慌”“本領恐慌”。
面臨種種關隘和風險挑戰,我們必須拿出加倍的勇氣和智慧,進一步形成共識、形成合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項任務是一個系統設計,每項任務都很吃重,各項任務之間有關聯互補作用。我們要掌握正確方法,秉持法治思維,錘鍊擔當精神,樹立實幹作風,真正用心想事、用心謀事、用心幹事、用心成事。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拉詹曾重點闡述“結構性改革為什麼那麼難”,認為許多經濟問題的産生源於市場運作中的缺陷,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支配市場主體行為的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但由於總會有一部分人利益受損,很難被人們所接受。
的確,從全球看,越來越多的國家已認識到,結構性改革才是走出眼前困境的根本之策,但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西方國家多黨執政的痼疾,沒幾個政治家敢於真正付諸行動,結果“心想”而“事不成”。
而對於中國的改革,新加坡《聯合早報》觀察認為:“環顧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説到做到、只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進程。”這個評價道出的是現象,而現象背後更為深刻的是本質,即我們獨有的制度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人民的智慧、意願和要求體現在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中國共産黨。我們要以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不懈地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的優勢、韌性、活力和潛能繼續發揮出來,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在國際競爭中贏得新的優勢。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順應經濟社會新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新期待,堅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激發新動能,努力建設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高舉的旗幟更鮮亮,未來的道路更寬廣,確保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團結穩定、國家長治久安。
(本報有刪節)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14日 06 版)
[責任編輯:韓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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