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醫學界在反思醫患糾紛問題時，除了把原因歸結于醫療體制缺陷、醫院管理不完善、醫生個人素質等問題，新聞媒體也一直被詬病。負面角度過多、袒護患者以及新聞炒作等，都被認為是導致醫患關係惡化的因素。

　　以近期發生的幾起熱點事件為例，廣東省人民醫院主任醫師陳仲偉被殘暴砍死，在醫療界產生了激烈回響，但對這件事，媒體的發聲卻並不多，遠不及同期的魏則西死亡事件，或者腎臟萎縮事件。而在後兩起事件中，醫生的形象幾乎都是負面的。這種狀況更引發了醫學界對于媒體的強烈不滿。

　　有人選擇了三家影響力較大的報紙，對某年的醫患糾紛報道進行了分析，發現在消息來源中，政府佔29.06%，患者佔23.01%，而來自醫院方面的消息只有5.98% 。數據告訴我們：在牽涉醫患雙方的事件中，醫院的話語權似乎被媒體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而話語權往往是自身辯護權的體現。

　　但是，據此就給媒體戴上主觀向惡的帽子，也有失公允。因為在新聞報道中，受眾更容易注意那些具有反常性、衝突性和震撼性的負面信息。換言之，負面的新聞更容易被傳播。相反，一些正面報道常常反響平平。

　　例如在2012年，護士何遙在自己遭受患者攻擊以後，不顧自己的傷情，還奮力將一名行將墜樓的患者在窗臺緊緊拉住，事後被讚為“最美護士”，很多媒體爭相報道。但是這樣一個正能量滿滿的新聞，不要說在社會上，就是醫療界引起的關注也不是很大。另外，很多媒體時常開展“尋找最美醫生”的活動，今年央視還在《講述》欄目中連續兩個周末播出“尋找最美醫生”係列紀錄片，動作也不算小，但影響力較之于一些負面新聞，確實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由此不難看出，並不是媒體不願做正面新聞，而是缺乏不斷做大的“推手”。正面消息所佔比重不斷下降，不能不說與此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媒體在醫患矛盾中雖然有推波助瀾的行為，但可能也不是其立場的真實體現，而是新聞的傳播效應造成他們做出了不合理的選擇。當然，由于記者在報道中常常違反基本醫學常識，導致醫生對報道不只是不滿，有時還很不屑。

　　出現這樣的情況，醫生也有自己的責任。那就是很多醫生其實很不喜歡與媒體打交道，特別是看見一些新聞產生了負面效應的時候，不是主動站出來據理力爭，而採取對媒體人不理睬的態度，這其實是放棄了話語權。媒體只能根據自己的信息匯總發布新聞，難免出錯。

　　媒體也有應該反思之處，既然負面新聞容易引發關注，那麼在報道的時候就應該做好平衡，盡量避免刺激性的語言。例如，有些媒體動不動就打出“入院剛×天，花費好×萬”的標題，在醫院收費本身就很敏感的時下，這樣的標題會產生什麼效果，媒體應該有預判。有句話叫“離開了劑量談危害都是耍流氓”，在醫療收費中，離開了具體的醫療項目和病情談費用，誇大事實幾乎是必然的。

　　醫生與媒體的關係確實需要一些措施來修補。媒體不能只為了吸引受眾眼球，就如醫生不能過于關注掙錢一樣。醫生應打開自己的觀念圍牆，多與媒體互動，讓醫療不要那麼神秘，從而增加自己在媒體上的話語權。（鄭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