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法律可以限制犯罪前科人員從事特定職業。但是，立法過程必須是審慎的，規定必須是精細的，限制的范圍也應控制在最小，以求達到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的平衡。

　　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近日通報，深圳市網約車駕駛員中發現有吸毒前科人員1425名、肇事肇禍精神病人1名、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1661名。深圳市有關部門要求限制四類人注冊為網約車駕駛員：一是部分有犯罪前科人員，主要是有暴力、強姦等犯罪前科，對網約車安全存在較大威脅的人員；二是公安機關正在緝捕的負案在逃人員；三是毒駕人員；四是可能肇事肇禍的精神病人。（《南方都市報》3月30日）

　　作為一種新業態，網約車風生水起的同時難免泥沙俱下，出于保護乘客人身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的考慮，加強對網約車司機的準入把關，是理所應當的。在逃人員、毒駕人員、精神病人當然不能當網約車司機，他們對乘客和公共安全的威脅是直接、明顯的；但是，把有犯罪前科人員也拒之門外，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是于法無據。就業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要限制部分公民從事某些特定職業，必須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不可任性妄為。比如，《法官法》《檢察官法》規定，曾受過刑事處罰者，不能擔任法官、檢察官；《公務員法》規定，曾受過刑事處罰者，不能錄用為公務員；《會計師法》規定，曾受過刑事處罰者，5年內不得注冊為會計師，等等。但是，無論是現行法律還是交通運輸部出臺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規定》，都未禁止有犯罪前科人員從事出租車經營活動。有犯罪前科就不讓開網約車,沒有充分的法律依據，是對公民就業權的傷害。

　　深圳市有關部門試圖將限制范圍限定為“主要是有暴力、強姦等犯罪前科，對網約車安全存在較大威脅的人員”，這是缺乏操作性的。因為，就算是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既然司法部門已將其釋放，準其重返社會，就意味著他們不再對公眾安全存在威脅。既然如此，網約車平臺又如何判斷誰“存在較大威脅”？

　　既然無法判斷，為了規避責任，把有前科者一律拒之門外看上去是一種“保險”的方法。如此，那3000多名有犯罪前科、吸毒前科的網約車司機將飯碗不保。丟了賴以養家糊口的工作，他們的生活可能陷入困境，難免產生憤懣不平的情緒。開不成網約車，有的人只能冒險開“黑車”，有的人甚至可能再次陷入違法犯罪的泥潭，給公共安全帶來新的風險。

　　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法律可以限制犯罪前科人員從事特定職業。但是，立法過程必須是審慎的，規定必須是精細的，限制的范圍也應控制在最小，以求達到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的平衡。“前科”代表著“過去”，有些人雖然曾經劣跡斑斑，但他們已經接受了法律的懲罰，重新返回了社會，他們應該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

　　現實是，有犯罪前科人員既有自揭傷疤的法律義務——刑法第一百條規定，他們在就業時應當“如實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又缺乏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法律保障。他們想真正重返社會、正常工作和生活，仍要面對很多困難。向他們緊閉大門的，又何止一個網約車？ （一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