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這個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理應獲得更多關愛。國務院日前印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全社會關愛保護兒童的意識普遍增強，兒童成長環境更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

　　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

　　減少留守兒童，不僅在於鄉村。其實，留守是一個“動詞”。除了留守在鄉村的兒童外，雖然有不少打工者子女隨父母來到城市，但父母忙於生計，無暇照顧，這些孩子的生存狀態依然是典型的“留守”，只不過場景從遠隔千里的家鄉置換到了空無一人的出租屋。

　　也因此，留守所代表的是孩子們所遭遇的權利困境。他們無從享受到其他同齡人的家庭照顧，同時承受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貧瘠無力。在鄉村中是如此，來到大城市同樣如此。

　　減少留守兒童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就孩子而言，他們的權利其實與父母捆綁在一起。打工群體普遍面臨戶籍二元制帶來的制度歧視，近年來的戶籍改革雖有寸進，卻始終無法突破一線大城市的圍城瓶頸，而大城市往往集中著數量最多的外來打工者。

　　一紙戶口所隔開的，是外來打工者和戶籍人口子女在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平等分享。公辦學位的緊張，以及對戶籍子女的優先傾斜，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醫療報銷費用的明顯差距，都造成收入本身就不高的外來打工者家庭負擔，在子女成長的經濟和人文環境營造上力不從心。

　　留守兒童指向的是更深層次的代際不公。缺乏足夠溫暖的成長呵護，與父母長時間的情感交流斷層，無論是留在家鄉的空曠孤寂，還是城市孤島所帶來的身心閉塞，以及啟蒙期良好教育的無法同步，疾病困厄時所無法獲得的足夠救濟，都讓留守兒童不分城鄉呈現出共有的傷痛症狀。

　　《意見》中提到，政府、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界要共建對留守兒童的關愛機制。這當中，首當其衝就是各地政府，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區的城市管理者，如何有效調配各方資源，應對日益增加的城市留守兒童群體，而勞動力輸出地區的縣、鄉、村，又該怎樣為外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日常保障，以及必要時是否能建立更為系統化的中央、省市及鄉鎮三級統籌，在財政投入、政策扶持、政府資源與民間慈善之間的協調組織等方方面面，儘快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執行方案。

　　而更為關鍵的是，激活公民權所指向的公民權改革還要加速。這包括以居住證為主導的戶籍改革增添更多權利幹貨，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對於外來打工者的權利保障更充分，從幼兒園、小學公辦學位更多份額分配給孩子，異地中考、高考舉措的落地，再到對外來打工者子女的醫療保險、報銷各個環節的完善，都有助於孩子們儘快融入城市。

　　同時，實現城市社工、義工服務與社區管理的有效對接，為外來打工家庭建立“大數據”檔案，尤其是隨遷子女的相關情況記錄，以便於提供更日常化的各項服務；把以往碎片化、原子化的外來打工家庭，組建成一個個相對閉環的自助與共助微系統。

　　在鄉村，則要依靠地方政府對外出打工家庭進行更廣泛和細化的人員登記，為孩子建立“成長照料檔案”。同時，也要考量如何依靠鄉村千百年傳承的宗族、同鄉照應習俗，通過恢復鄉村親情、血緣紐帶關係，實現村組內部的互助生態。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鄉村自治，從而讓孩子們獲得和土地一樣廣闊的成長空間。

　　留守兒童的際遇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也必然要從時代變革中尋求突圍動力。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對於留守兒童減少的改革時間表，現在最需要來自於執行層面的全面跟進，讓我們的下一代真正擺脫“父母不在、過早凋謝”的悲情宿命。(畢舸)

　　打通隨遷子女城市入學之路

　　從源頭上逐步減少留守兒童，途徑無非有二，一是進城務工人員把孩子帶在身邊，在城市生活、學習；二是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在鄉村照顧、監護孩子。在筆者看來，這兩條途徑，都需要堅持推進教育公平，在城市，要讓隨遷子女享有同城求學環境;在鄉村，要儘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辦好鄉村學校。其中，第一條途徑，對儘快減少留守兒童，更具現實意義。

　　我國從2008年起，就明確要求以“流入地為主，公辦為主”的原則，解決隨遷子女的城市求學問題，之後三年，這一工作在各地得到比較好的推進。但2013年之後的走向，卻很不樂觀，這與2013年一些大城市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提高小學入學門檻有關。與城市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對應，我國鄉村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群體，維持在2000多萬的高位，2014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

　　分析可見，我國解決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問題，在現實中遭遇阻力，缺乏持久的效應，事實上，如果保持2010年的15%的增幅，過去五年間，隨遷子女在城市入學，可增加到2000多萬，而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留守兒童則可下降到1000萬，這將是了不起的成就。可為何沒有做到呢？這與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缺乏長效機制有關。

　　一是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問題，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費用，中央財政進行適當的獎補，這一經費政策，導致地方政府接受隨遷子女越多，投入的教育經費也越多。對於隨遷子女的教育經費，適宜由省級財政統籌，建立學費隨經費走的制度，並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以此減輕流入地的負擔。2015年，我國出臺規定，統一城鄉義務教育經費標準，提到了學費隨經費走，這是一大突破，希望由此建立新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給隨遷子女城市求學創造更好的條件。

　　二是大城市面臨人口膨脹的壓力，一些城市管理者擔心解決隨遷子女入學，會讓大城市變為“教育洼地”，加速人口流入，因此抬高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城市當然需要控制人口，但要以尊重公民的權利為前提。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要求大城市必須改變控制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

　　三是和中高考制度不對接。雖然早在2013年，我國就開始開放異地高考，但是這還是有條件的局部開放，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異地高考開放的門檻還比較高，例如將隨遷子女的高考資格與人才居住證政策掛鉤，由於隨遷子女在城市讀完義務教育之後，升學之路並不通暢，因此，不少學生在城市讀完小學或初中後，回到老家，成為新的留守兒童，他們的問題比“土生土長”的留守兒童更複雜。對鄉村很陌生、沒有認同感，而且，也對城市對他們的歧視有抱怨。改革中高考制度，取消高考按戶籍報名制度，實行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市考試、錄取的自由高考，這是擴大教育公平、高考公平的必由之路。這其實對促進鄉村教育，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有益。

　　總之，從源頭上逐漸減少留守兒童，任重道遠。近幾年來，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的步伐基本上屬於原地踏步，甚至有的地方還有所倒退，隨遷子女城市入學的人數沒有多少增加，如果這一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的重要途徑被堵死，城市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就維持在當前的規模，那農村留守兒童數量會在接下來幾年中增加，我國的留守兒童問題會變得更複雜，這必須引起國家高度重視。(熊丙奇)